我成長在一個普通家庭，自幼即喜亂畫，尤以畫馬為甚。八、九歲時有一次為了觀察馬的面骨是不是平的時，竟被馬咬了一口，幸虧身著棉衣未傷肌膚。八歲時，平靜的生活驟起波瀾，雙親離異，隨母改嫁，更名為楊健。繼父性格暴躁，經常木板皮帶相加，我只能忍氣吞聲，幼小的心靈飽受摧殘。但在逆境中卻磨練了我從不低頭的堅強意志，養成了遇事必縝密思考而后獨斷獨行的秉性，也形成了極其自負而又極其自卑的雙重心態。在逆境中，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從一件事可以證實這一點：1966年臘月初七，我(十歲)帶著表妹孫莉(四歲)及弟徐康、表弟孫勇四人去太平湖公園玩(即老舍自殺之湖)。在通過結冰湖面時，我同表妹走在前，腳下冰層咔咔出現裂紋，我拉著表妹就往岸上跑去，突然我倆掉進冰窟窿，千鈞一發之際，我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表妹，覺得對不起她，不會水的我一把將表妹抱住，拼命掙扎。此時孫勇高呼救命，直至有一名紅衛兵黃坤，從岸上奔跑到湖面，才發現是兩個孩子落水，先將表妹救起，此時我已筋疲力盡別無他求，閉上眼睛，內心平靜，視死如歸，身體慢慢下沉。正在此刻，一位老者伸過一竹竿將我救起，把我從死神那里拉了回來。

    我的童年如此多災多難，一切是那樣的不如人意，唯一能使我感到快樂的就是畫畫。每當我拿起畫筆在紙上胡涂亂抹的時候，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世界，那世界太美了！但繼父反對我學畫，還把硯臺摔碎，將畫筆剁斷。滿腔悲憤的我沒有多余的錢再購買筆硯，只能用鐵線接起畫筆，拿小菜碟當硯臺，默默地堅持作畫。我憑借毅力，終于感動了繼父，再不反對我學畫了。但條件是先將繁重的家務事做好，如挑水、做飯、洗衣、喂養弟弟、妹妹等。過度的勞累加之營養不良，使我的身體非常虛弱不足百斤，還因低血糖經常暈倒。然而這些困難并不能改變我學畫的決心。幾經思考，立志學畫，但苦于無師，猶如迷途羔羊，四處亂撞。

　　十五歲與雪濤恩師的不期而遇，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從此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之旅。雪濤先生不僅是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教我繪畫的恩師，還像愛我疼我的慈父。他得知我的身世后，對我關懷備至，經常送些紙、筆、顏色，以解學畫之需。平時還帶我去外面吃飯，去的最多的是“四川飯店”。該飯店的一餐廳內，陳列一副恩師與劉繼卣合作的《場上群雞》畫有十三只雞，我出神默記全畫的每一細節，連飯菜的味道全忘了。當晚回家把這幅畫背臨了一遍。第二天恩師看到我的臨本，對我如此用心、用功，很高興。還講到他向王夢白學畫時，就常用此法。后來幾乎天天留我在家吃飯。有一天他外孫女喬蕾問恩師：“哪個學生畫的最好?”他風趣地說：“當然是小健啦，他白在我這吃飯啦?!”在眾多學生里，他送給我的畫也是最多的。有一次我過生日，恩師說：“今天給你畫幾張小畫吧!”說罷，竟一連畫了八幅，其中有兩幅書法。平時還經常為我改畫、補畫、示范題字，給我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資料及永恒的紀念。

1977年在恩師王雪濤先生家中學畫

左：徐健19歲作《葡萄雄雞》（王雪濤補草地及雞爪并潤色） 
右：徐健19歲作《東方欲曉》（王雪濤題字） 


《春榖山雞》王雪濤 徐健合作，1978年

　　恩師把我當做親生孩子一樣疼愛，我對恩師也像對待父親一樣地孝敬。1977年師母患病住院期間，家里無人陪伴。為照顧老師，我每天早上七點前就趕到老師家，服侍他起床、洗漱，待他吃完早餐后，我已將墨研好，顏色調好。老師喝完茶稍稍休息一下，便要我將求畫的訂單拿來，或問我該給誰畫了，然后叫我把紙裁好鋪開，他就開始作畫了。因為他剛出院不久，在家修養，謝絕會客，來的人很少，所以每天上午能安靜地畫上三、四個小時。午餐后，老師要睡一個小時左右的午覺。他下午不作畫，說是精力不足，只是喝茶，看我臨畫，給我講畫。他不光讓我臨摹當天的畫，他還經常拿出以前的代表作品，講解之后讓我臨摹。這樣，上午看老師作畫時我必須聚精會神地將每幅畫的創作過程、筆法，以及先后用的每枝筆、每種色，全部記住，以便下午用同樣方法和筆墨紙色來臨摹。這種身影相隨，耳濡目染的學習方式，使我深得恩師的真傳，終身受益。

徐健在恩師王雪濤先生家學畫

　　這段時間我為了學畫，只得常年“泡病假”，整天陪伴在恩師身邊，聆聽教誨，進步神速。每天午餐后，老師去午睡，我就開始臨畫直至晚飯前，有時沒畫完，還將他的畫借回家晚上再臨。陪老師共進晚餐后，談天聊地，約九點鐘，服侍老師洗臉、洗腳、刷牙、上床睡下，我才告辭回家。最最難得的是，在我臨畫時恩師經常坐在對面，一邊品茶，一邊看我畫，他還不時繞過畫案，手把手地糾正我不對之處，并示范給我看，耐心告訴我該如何如何人。老師在構圖上是非常講究的，他經常拿幾幅未完成的畫問我畫完沒有，用不用再加些東西，甚至細致地要追問所加東西應在的位置、大小、顏色等，以及何處落款、何處用印、用何印等。當我回答正確時，他非常高興，反之，就嚴肅耐心地把道理講清楚。

王雪濤《水墨蘭花》（王雪濤畫贈并題：“楊健喜此即贈之。”）

　　此間，還有一個小故事。在恩師允許我在他家動筆臨畫后，我總是從堆積如山的畫紙中找出些舊紙來臨畫，以為這些紙最不好，老師也很少用，畫畫不合適。有一次我又找出一張舊紙準備臨畫，老師問我為什么不用新紙，我說新紙太貴，舍不得用。他笑著說：“傻孩子，這張是乾隆丈二匹裁的，這才珍貴呢! 以后新紙你隨便用，有的是。顏色除了我單給你找出一些略差的洋紅外，也隨便用。”這時我才知道辦了錯事，浪費了很多珍貴的紙。

　　一次我創作了一幅以牡丹為主題的大畫《自種草藥又一春》，他看了很高興，對我的進步及勤奮高度贊賞和肯定。因我用的花青太差，使葉子偏黃，他就一筆一葉地幫我罩了一遍花青并且親自題字。事隔三十年了，每當我看見此畫，當時的情景便一幕幕浮現眼前，難以忘懷。
 

徐健《自種草藥又一春》（王雪濤題字及潤色），約1975年

　　在我學畫的人生旅途中，不僅有機遇和陽光，也充滿了坎坷與磨難。我是1972年元月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傳染病醫院(現在的佑安醫院)工作的，因家庭問題，政治上給我判了死刑，上大學深造也無路可走，這反而促成了我要一心一意地刻苦學畫。然而，當時的院領導卻嚴厲地批判我畫的是“四舊”，畫“封、資、修”的東西，思想有問題。團組織也批判我，不畫工農兵形象，只畫花花鳥鳥，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想成名成家，頑固到底，不撞南墻不死心。我卻默默地忍受著，拼命地堅持著，抱定一顆“不是我把南墻撞破，就是南墻把我撞死”的決心畫下去。還有一個因素就是1975年因護送麻風病人路經溫州，住在同事親戚家，其家是華僑，國外的一切一切也深深的吸引著我，一定要學好一技之長，將來去國外闖一闖。當時還在文革期間，沒敢同任何人透露，只是更加發奮刻苦地畫，還給自己取了筆名“漢賓”，意為無論將來我出國后，到任何國家都是大漢民族的子孫，都是外國的賓客，總是要落葉歸根，一定要歸故土的。同年，我隨醫療隊去了房山，也躲過了周邊環境的干擾。趁此機會常去深山采藥，住在山里，這使我能夠深入生活，了解大自然中青山綠水、古木老藤、山花野草、鳥獸蟲魚和感受農民淳樸的情操，以及觀察他們飼養的雞鴨狗兔、牛馬豬羊，種植的五谷雜糧、菜蔬、瓜豆等，開闊了眼界，此間我畫了大量的寫生作品，恩師看后還親筆寫信鼓勵于我。

徐健《花卉寫生稿》，1975年作


徐健《花卉群蝶》（王雪濤補花草），約1975年

　　文革結束后，有一天《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成名成家有什么錯》的文章。見到這張報紙，我如獲至寶，跑去找院領導、團委評理。我呼喊著，我畫花鳥畫沒有錯!  1988年，我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舉辦《徐健畫展》時，有多位中央領導，如程思遙、楊成武、方毅、鄧力群先生等出席開幕式并剪彩，還有著名書畫家董壽平、李可染、劉開渠、吳冠中等老先生也到場，盛況空前。原醫院的一位領導——無手書法家陳爾升先生，得見此景，十分感概道：“我真慚愧，以前是我們錯了!”此時此刻，我的一顆不平的心，才得到撫慰。

1988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徐健個人畫展，文聯副主席吳祖強主持開幕式(楊成武、程思遠、齊良遲、孫軼青、黃祥、劉開渠、董壽平出席）

程思遠、楊成武先生及著名雕塑家劉開渠先生參觀徐健1988年北京中國美術館畫展

　　1977年，恩師感到身體不適又查不出病因，我非常著急，陪著老師到我醫院仔細檢查才查出癌細胞。不久老師就動了手術，我在醫院陪護了三個月。因我當過護士，再加之對恩師無以為報，只能借此多盡孝心，所以床頭床尾，不分晝夜，盡心盡力地照顧，老師為我的周到感到十分滿意。在此期間,恩師也給我講了很多繪畫理論及畫壇趣事，及對古今畫家的評論，受益良多。

　　恩師非常呵護我，不僅教導我如何作畫，更教導我如何做人。我十六歲時，有朋友介紹我畫行活（一種商品畫），一天可以賺幾元錢，當時已算是高收入了。而恩師知道后，嚴肅地批評我說：“你有工作，有飯吃，就不要畫這些，會畫壞的!不要急功近利，要大器晚成。看某某學生因為沒有工作，才畫行活。如果他一直走正統的路子，現在應該畫的很好了。而你要吸取這個教訓，畫好自己的畫，不要著急掙錢，走好自己的路，總會有出人頭地之日的！”1976年，文革結束后，花鳥畫重返畫壇，而以工農兵為主的人物畫、以新建筑為主的山水畫，卻不受海外人士的欣賞，銷不出去。花鳥畫可謂一枝獨秀，恩師雪濤這一派的花鳥畫更是雅俗共賞、人見人愛。有一次榮寶齋的李燕先生來恩師家收畫，看到我的畫大加贊賞道：“雪老，以后讓您這學生再給榮寶齋畫點兒，這次先把這張收走!”李燕走后，恩師高興地對我說：“到時候啦，該收獲了!”后來，我用這次賣畫的21元錢全部買了禮物送給恩師和師母，他們欣慰地收下了我這份飽含師生情的孝心。這是我走出的賣畫的第一步。而后，寶古齋的陳巖先生也開始收我的畫，后來在景山、頤和園、北海公園的展銷，也賣的都很好。1979年，我赴香港定居，不論是教授繪畫，還是在香港、國外開辦畫展，賣售畫作均獲得成功，能以畫筆為生。這些都是恩師給予我的無盡的寶藏和財富。

與病榻上的恩師王雪濤先生合影

　　雖在港定居，但我每年都多次回京看望恩師。1982年11月22日，我在友誼醫院陪伴恩師，見到他病情不見好轉，臨別時就特別想合影留念。恩師因重病已近一年，十分消瘦不肯照相，但最后還是答應了我。我抱著老師照了相，誰知這竟是訣別之照。我回港三日后即得到他去世的噩耗，急返北京奔喪。召開追悼會前需要為恩師整容，在太平間只有我和整容師馬醫生兩個人（馬醫生曾為毛主席和周總理整過容），為恩師整容長達四五個小時，一直守到深夜。馬醫生見我對恩師如此深情，感動地說：“你留下一點老師的頭發和眉毛作紀念吧，想和老師說什么就寫張紙條放進去。”我如實做了，在紙條中寫道：“希望您在夢中教我畫畫。”至今我還供奉著恩師的遺物，還經常能夢見恩師教我畫畫。不知是不是這張紙條的作用，還是情感所致，總之唯我獨享。只是恩師沒能讓學生多盡孝心，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我珍藏的恩師作品多達數百幅，并不是我多富有，而是情感所致。雖然花了過百萬元的錢來購買老師流傳于世的畫作，但是我總覺得是用我賣自己的畫的錢換來了，這樣就等于是拿學生的畫換老師的畫，這太值得了，這就是對恩師最好的懷念。每日潛心欣賞觀摩這些作品，就像是我與雪濤恩師在一起一樣，是另類接觸吧，或許這是他人難以理解的。
 

王雪濤《秋實草蟲》（1976年，王雪濤贈畫并題：“丙辰冬月，為楊健老弟寫此。”）

　　介紹我拜師于董壽平老師，是恩師王雪濤先生對我的又一大恩惠。還是在70年代初，有一次我陪恩師王雪濤先生去醫院看病，見一位老者身材清瘦，雙目炯炯有神，神采飛揚，隨后經恩師介紹方知是著名的書畫家董壽平先生。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特別是在恩師去世后，我經常求教于董先生，受益匪淺。董先生在向別人介紹我時常說：“小健是我的學生，也是王雪濤的學生。”他經常說雪濤先生的畫如何好，每當我們見面，總是要先詢問雪濤先生的情況。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董老對老朋友的情誼之重。在教授方法上，他也是與眾不同的。著重從筆墨、文學、理論方面教導我，使我能保持雪濤先生的畫風。

著名畫家董壽平先生在徐健1988年北京中國美術館畫展上簽名 

　　董壽平先生書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無愧是當今畫壇的巨匠，人文畫大師。董先生的書法大氣磅礴、天籟成趣、瀟灑自然，尤能懸紙作書，即兩人將紙懸空拉平，一揮而就。據說明末大書法家王鐸常用此法，而啟功先生稱董老在這方面已比王鐸更進一步。

　　在恩師過早地去世后，我追隨董老的時間最長，去的地方也最多。我們兩次長時間的日本之行，以及香港、新加坡的多次相伴，使我學到了很多畫外的東西，并說我有同雪濤老師多年求教的扎實功底，怎么變也不會變壞的。這種沒有門戶之見的崇高品德，是難能可貴的，讓我這轉益多師的學生能無所顧忌地奔走于幾位大師之間。
 

董壽平先生為徐健題贈“徐黃遺風”四字


董壽平《墨竹》（董壽平贈畫并題：“徐健習畫竹，寫此歸之。”）
 

　　王森然先生是我在文學書法上另一位難得的老師，他是我國著名的書畫家、文史學家、革命教育家，他的文化底蘊極其深厚、學識淵博、交游甚廣、平易近人，可算與白石為同輩人。然而卻對我這個晚輩的孩子關愛有加，不厭其煩地諄諄教導于我，為我講典故、說往事，教我寫文章、作詩詞，經常將我的詩詞修改后用毛筆抄寫一遍送給我以示肯定，叮囑我要好好向王雪濤學畫，尤其說到恩師的草蟲已超過了齊白石，要多下苦功，掌握這一門絕學。森然老師還將齊白石、王雪濤等的原作給我臨摹。我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學業，文化知識很差，而通過王森然先生耐心地單獨教導，使得我在詩詞文學方面學到很多寶貴的知識。

　　1990年我借開畫展機會游歷了美國、加拿大等國的二十多個城市，這也是一些香港人在1997年前最向往的移民國家。但是我覺得那些國家不適合我，我決定回到大陸定居，這樣我才可以更好地施展我的才華，不辜負恩師的殷切期盼。回京后，我開始了自己的藝術創作，對于西方繪畫以及色彩的運用卻是我一直想了解和研究的。當年雪濤恩師曾給我講過他在國畫中運用了很多西方的畫法，特別是在用色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課，筆墨當隨時代，藝術應求大同。可巧的是我有幸結識了上海美術學院院長李天祥及夫人趙友萍女士(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打開了我對西畫的探索之門。

　　經過上門求教，隨二位老師去背景郊區寫生，同吃同住同畫，這使我系統地學到了很多東西。1993年還一起去新西蘭寫生創作，收獲甚大。將所學的西方繪畫的色彩表現，嘗試著運用到中國畫中，反之又將中國畫法融會到油畫中，各有所獲，反復實踐，越畫越有想法和心意。傳統和民間的畫法對色彩都有很高的要求，俗話說：“有錢難買濕顏色”。這個“濕”字非同一般，如何能將顏色畫出鮮濕的效果，也是很難達到的又一境界。我深深地感到，這條路是漫長的，是永無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