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度國家美術作品收藏和捐贈獎勵項目：“道在筆墨——張立辰藝術展”將于30日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張立辰從藝從教半個多世紀以來， 始終堅持將中國畫作為東方視覺文化的核心代表，深入探尋筆墨價值。本次展覽以“道在筆墨”為題，呈現藝術家獨特而深醇的藝術旨趣的同時，也展現其在中國筆墨精神的創造和創新性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展覽時間：2022-10-30 至 2022-11-09
展覽場地：1、6、8、9號展廳

     張立辰，1939年生于江蘇沛縣，1960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師承潘天壽、吳茀之、陸抑非等名師，現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立辰從藝逾半個多世紀，在中西藝術觀念的激烈碰撞中，一直堅持中國畫的筆墨傳統，力倡“中國畫寫意精神”，最終形成了“淋漓豪放、勁健華滋”的藝術風格，在當代中國畫的創作和教學實踐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此次展覽以“道在筆墨”為題，展出《天地歌》《香遠》《家鄉的風》《墨葡萄》《毛澤東詩意》《蘭竹課徒稿》等170件（套）代表作品和課徒稿，以及30余件（套）實物文獻。展覽通過“文以明道”“畫以體道”“談藝論道”“立身行道”“授業弘道”五個部分，在系統梳理張立辰中國畫創作、教學和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立體呈現其獨特而深醇的藝術旨趣，以及在中國筆墨精神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當代中國畫領域，張立辰先生是寫意的旗幟，是大寫意花鳥畫的領軍，也是重建中國畫傳承體系卓有收效的師表。他自五十年前師從潘天壽以來，不斷精研古法，注重鮮活感受，吸取時代新機，兼取他山之石，得吳昌碩之氣，齊白石之情，潘天壽之理，旁參青藤之恣肆，八大之奇逸，西方的平面構成，以對筆墨妙悟的深度，文化積淀的厚度，節奏對比的強度，文化修養的廣度，自覺拉開與西洋畫的距離，表現了飽滿精神和充沛感情，賦予了大寫意花鳥畫以高亢昂揚又饒于生趣的內在精神。他之所以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把大寫意花鳥畫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首先在于文化立場的堅定，同時也在繼承黃賓虹與潘天壽思想的基礎上，認真回顧百年來中國畫發展的得失利弊，以清醒的頭腦，敏銳的認識，擺脫了西化理論的誤導。更能從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把開掘傳統的精華與進行現代闡釋結合起來，把對于中國畫學本體的理法思考與重建中國畫學傳承體系貫通起來。為了中國畫的發展，應該充分重視文化自覺，充分認識中國畫背后的中國文化體系的重要性。但近百年的中國畫發展，卻漸漸偏離了中國文化的體系，轉而以西方文化的思想體系來改變中國畫。惟其如此，張立辰先生像其他有識之士一樣，善于反思弊端，接續文脈，重新認識中國畫自身的藝術發展規律，以文化托命的責任感，努力構建中國畫自身的教學體系和中國畫學理論的價值體系。他的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薛永年

“道在筆墨——張立辰藝術展”前言

      中國花鳥畫以“妙得其真”作為最高境界。得真者，即得生命之意蘊也。

      回溯中國美術史，動植物形象自遠古便已存在。彩陶、青銅器、畫像石、絹帛、宣紙……皆描繪、刻畫著花鳥畫藝術的嬗變歷程。宋元之際，文人水墨興起，花鳥畫實現了對生命抒寫的飛躍。畫家在傳達自然生命信息的同時，更注重傳達自我生命信息。他們將書法點畫的直抒胸臆與直擊性靈引入花鳥畫，使“象隨筆化，景發興新”的寫意蔚為大觀。在鳥鳴珠箔、群花寤寐中，畫家筆下奏出了悅耳的生命清音：鳶飛魚躍、流水落花、蝶翩鶯舞乃至枯藤寒鴉、蒼苔寒潭，無不萌動生命的意識，傳遞生命的溫熱，彰顯生命的價值。
 
      張立辰先生的花鳥畫，顯然已“妙得其真”，其精湛的筆墨技巧和精彩的表達方式，展示了一個從自然美到藝術美，從自然生命到藝術生命不斷升華的動態過程。事實上，張立辰的童年，便已對一生浸潤于花鳥世界有所預示。他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古彭鄉間，山花野卉、荷塘竹林的成長環境，深度關聯著他的詩情記憶。其作品中的菖蒲題材，便是故園風物的幻化，飽含著鄉愁與回望。兒時的張立辰還曾奇遇齊白石、潘天壽等大師的真跡，更成為烙印在生命中最珍貴的藝術初體驗。

      20世紀60年代，張立辰進入浙江美術學院學習，正值國內藝術界大興美術革命之風，新舊、中西之論爭呼應著社會文化激烈變革的年代。張立辰拜入一代宗師潘天壽門下，彼時潘先生正高擎民族傳統大旗，力推中國畫教學改革，提出人物、山水、花鳥分科教學，并引入詩詞、書畫與篆刻諸科，建立了首個成熟的現代中國畫教學體系。而潘天壽本人治學從藝，極重理法之“道”，筆墨結構與章法布局無不謹嚴考究。這些因素對青年張立辰影響深遠，為其注入了歷史文化、詩詞歌賦、書畫篆刻的精神瓊漿，并循環于不息的生命運動中。尤可貴者，潘天壽先生格局宏大、氣象渾穆的藝術風神與民族文化擔當在張立辰身上得以薪傳。改革開放之初，張立辰調入中央美術學院。隨著西方當代文化的席卷，傳統中國畫語言的美學價值備受質疑。面對斯情境，張立辰以過人的定力深潛傳統，并在教學中以傳統為本，融合南北、涵納古今、并蓄中西，在抒寫花鳥風神之同時追逐自身的審美理想，終卓然成家。

      張立辰認為：“中國畫之精要在筆墨之美”。斯言誠哉。中國書畫之“道”在于筆墨。筆墨之于中國繪畫，一為造型，一為性情。天地萬物形態相異，各有奇趣，畫家須用筆墨寫其形、攝其神，以媲造化天成之功。而筆墨內涵美質，輕重緩急、提按皴擦、濃淡積潑無不契合畫家性情稟賦，故可寄形于筆墨，問道于己心。張立辰提出的“筆墨結構”，正是中國畫傳統之旨歸。此結構源于自然萬象之變，通于文字形成之理，成于書法表現之神。筆墨相會，或圓潤流暢、清澈明秀；或凝重古樸、力如鐘鼎；或渾厚老辣、雄強遒勁。所謂有體有用、有胎有骨、有形有勢，有開有合，天機自張，性靈所鐘。

      張立辰的筆墨品格深契文脈，近取潘天壽、吳昌碩、齊白石，乃及朱耷、徐渭，遠追五代徐熙。其用筆重書寫，以筆法取形，揮毫而掃千里之勢，線條醇厚而奇倔，凝練而恣肆，若龍游太虛，隱隱然其實有形。在落筆成畫之前，畫家已然成竹在胸，運墨落筆都能抵本真，直達具象背后的意境深處，恰如郭熙《林泉高致》所言：“遠觀其勢，近取其質”。其用墨，有古意，出新意，參古人之法，黑白之間見樸素宇宙觀；其用水，敢傾水而沖滌，墨骨為體，以水破墨，既留其骨，又添滋潤，酣暢淋漓！可見，張立辰不僅得古之法、通古之心，且以時代氣象融滲，無窮出清新。

       張立辰以墨竹見長。畫竹時，他目視心識，心手相應，追其胸中所見，有如兔起鶻落，既得竹意，也得竹法，正可謂“身與竹化”——起筆迅疾，八面出鋒，巨幅墨竹的疏枝密葉浮動于煙光露氣間，歷經風吹雨打仍氣節不變、清瘦挺直。枝葉極密處不可透風，極疏處則可走馬，有群燕爭飛之勢。張立辰又善畫荷，以草篆之法，繪殘荷、風荷、秋荷、夏荷、墨荷、彩荷……用筆恣肆，濃墨潑寫，盡取其氣，趣在似與不似之間。其荷時有碩葉如蓋之態，時有亭亭凈植之姿，時有枯稈通天之勢。如風荷者，稈如長槍大戟，頂風而出，筆如拉弓，真力彌漫！

      我尤認同張立辰先生“寫意精神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這句話。一個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必有其精神。以藝表現精神，必有其審美。中國之寫意，迥異于西方寫實與抽象。此“意”，接天連地，通古達今，浩蕩回轉，延續數千年文脈而歷久彌新！寫意，是詩韻盎然的中國風在造型藝術中的體現。它的表現智慧和創作過程，它的思想性和形式特征，皆是東方精神的形象對應。寫意與我們的民族歷史、民族精神同構。而此同構，會產生巨大的力量而不息向前。由是，中國畫家當從中國藝術的歷史生成入手，研究寫意特質的源流，強調“奪造化”“移精神”，關注創作與人生的雙重體驗，實現生命活動的共鳴。

       時代進，筆墨隨，立根本，開新境。張立辰先生寓道于筆墨，生意粲然。

       此道不孤！

——吳為山（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美術館館長 ）

張立辰《野葡萄》137×68cm 1982年 中國美術館藏


張立辰《秋荷》 209×143.8cm 1991年  中國美術館藏


張立辰《家鄉的風》132×66cm 1999年


張立辰《殘荷》 230×52cm 2001年


張立辰《節節報平安》230×52cm 2002年


張立辰《梅雪共春》355×218cm 2006年


張立辰《霜天》364×101cm 2009年


張立辰《天地歌》506×242cm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