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東方藝術最美麗的瑰寶之一。它源于中國，又逐漸流傳到漢字文化圈的各個國家。回顧日本的書法史可以看到，中國各個朝代書法的變革，不斷給日本書法以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只是在平安時代后期，日本特有的假名書法興起，形成了與中國書法不同的“和樣”系統。因此，要談日本的書法，可以從“和樣”與中國書法、即后來稱作“唐樣”的兩大系統加以考察。

　　但是，日本書法從上古直至現代，顯然一直是在中國書法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其間雖然也產生了日本獨具的書法藝術，但其背景仍然是中國文化。日本書法和中國文化的緊密關系，是不可能切斷的。

　　下面對日本書法的歷史，從其與中國書法的關聯著眼，分為各個不同的階段，來看看日本書法是怎樣吸收、消化中國書法，并在這種學習、仿效的過程中，發展、創造出日本獨特的書法藝術的。同時通過對兩國書法的比較，來認識日本書法的獨特風格。

　　一、大和時代的百濟書法

　　中國的書法已有三千年的歷史。而日本的書法大約是從大和時代、即公元5世紀初百濟的阿直岐和王仁來日，傳來該國的文物、制度時才開始的。在歷史悠久這一點上，和中國沒法相比。

　　根據中國的歷史記錄，六朝的東晉、宋、齊、梁時期，即5世紀前半至6世紀初，“倭”(指日本)國多向南朝進貢。所謂“倭之五王”，即5世紀的贊、珍、濟、興、武五王，相繼向南朝劉宋進獻方物，并獲封將軍爵位。當時被稱作倭夷或倭王。

　　百濟對中國南朝、北朝兩方都進貢，但對南朝的梁尤為親近，因此文化也多染梁風，而日本主要是通過百濟來攝取南朝文化。日本和梁朝的直接交往，則為繼體天皇十三年(522)梁人司馬達等來日傳播佛教。

　　大和時代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極少，僅有“江田古墳大刀銘”(438前后)、“稻荷山古墳鐵劍銘”(471)和“隅田八幡鏡銘”(443或503)等數種。其中近年出土的埼玉縣稻荷山古墳鐵劍，作于471年辛亥7月，是為雄略天皇時代，字畫用金鑲嵌，相當精巧。這些日本初期的金石書法，都是很稚拙的楷書。這一時期的書法作品幾乎沒有留存，當時的實際情況也就無從得知。我想，書法從中國傳來日本，到廣泛流播、熟練使用，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這一時代的日本書法，或以百濟的移民以及他們的子孫為主導，或是中國書法原物的流傳，一般還未能充分消化。

　　二、飛鳥時代的隋唐書法

　　到了飛鳥時代(593—710)，日本和中國的交往逐漸頻繁。推古天皇十五、十六年(607、608)，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留學生和學問僧也相繼入隋，回國時帶來了大量中國文化。618年隋朝覆滅，唐朝建立后，又繼續派遣唐使，對中國文化的吸收更加活躍、全面。大化二年(646)中大兄皇子、藤原鐮足等規仿唐制，進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即所謂“大化改新”。這一時代的書法，也廣被隋唐之風。

　　現存飛鳥時代的書法作品，有碑銘、墓志、造像銘等金石之作，也有寫經、詩集等真跡，數量很多。其中以法隆寺的“藥師造像銘”(推古十五年，607前后)、“金堂釋迦造像銘”(推古三十一年，623)、“小釋迦造像銘”(推古三十六年，628)最具代表性。這三個造像銘都是鏨刻在金銅像的光背上，可以清楚看出原作的書風。其中尤以釋迦如來造像銘的字為佳，楷法秀美端正，與奈良正倉院所藏隋大業六年(610)書寫的“圣劫經”極為相似，可見其法自隋經。此外“宇治橋斷碑”(大化二年，646)雖然是只有二十幾字的斷石，但碑志書法屬北魏系統，風格遒勁。“金剛場陀羅尼經”(天武十四年，685)和“長谷寺銅版銘”(朱鳥元年，686)，則酷似初唐楷書名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的字，無疑受到唐楷的影響。由此可見，初唐流行的歐書，已經傳到了日本。金石類的還有“船主后墓志”(天智七年，668)、“那須國造碑”(文武四年，700)、“威奈大村墓志”(慶云四年，707)等，也均得隋唐書法之妙。現存真跡本有圣德太子的“法華義疏”(推古二十三年，615)、“凈名玄論”(慶云三年，706)、“王勃詩序”(慶云四年，707)等，其中“王勃詩序”屬嚴守東晉王羲之典范的傳統派書法，格調最高，堪稱這一時代的第一名作。和當時佛教的興隆一樣，熟練掌握隋唐書風的書法作品，也在日本大量涌現。但日本獨創的書法尚未問世，所以這一時代應該說還處于模仿階段。

　　三、奈良時代的晉唐書法

　　到了奈良時代(710—794)，遣唐使的派遣更加頻繁，唐朝的文化也更加廣泛地被移植到日本的政治、社會、文藝等各個方面。作為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3—755)所謂“盛唐”文化的反響，日本圣武天皇時期興盛的天平文化，適與其桴鼓相應。這一時代的書法遺存首先必須舉出的，是“正倉院寶物”中的許多珍貴真跡。前面提到的“王勃詩序”，是其中年代最早的，隨后有圣武天皇手寫隋唐詩文140余篇的“宸翰雜集”(天平三年，731)，光明皇后臨寫的晉代王羲之“樂毅論”(天平十六年，744)，以及該皇后書寫的隋杜正藏書簡范文“杜家立成雜書要略”，都是得晉唐書法神髓的名作，蔚為大觀。而“東大寺獻物帳五種”(天平勝寶八年至天平寶字二年，756—758)雖然只是圣武天皇的遺物施入東大寺時的目錄，但似均出自當時書法名家手筆，楷法至為精妙。特別是其中的“大小王真跡帳”，系獻納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跡時的目錄，其書法也悉依二王典型，洵為拔群之作。

　　從“東大寺獻物帳”可知，當時還曾入藏其他多種名作。如“拓王羲之書法”20卷、“臨王羲之諸張書屏風”等今已不傳，但可以想見其當日風采。著名的御藏王羲之“喪亂帖”，以及前田育德會所藏“九月十七日帖”，也都可以推定為正倉院原藏，拿中國現存所有王書與二帖比較，可謂無有過之者。僅從這一點也可以知道，正倉院的書跡是何等貴重。此外唐代歐陽詢的真跡屏風在帳上也有記載，正倉院的文書還說明，當時學王書以及學歐陽詢、褚遂良等初唐書風的人很多。

　　這一時代的真跡中還有寫經。和銅元年(712)以及神龜五年(728)的“長屋王愿經”、天平年間的“圣武天皇愿經”(天平六年，734)、“光明皇后五月一日愿經”(天平十二年，740)、“玄昉愿經”(天平十三年，741)、“傳圣武天皇筆賢愚經”(大圣武)等，多為秀逸之作，使人覺得仿佛隋唐寫經的精品原樣傳來了日本。金石作品的碑、墓志中也不乏其例。其中“興福寺觀禪院鐘銘”(神龜四年，727)、“小治田安萬侶墓志”(神龜六年，729)等，尤得唐人楷法之風神。然而不管怎樣，要說這一時期的書法，還是必須以正倉院的名作為中心。反觀中國本土，唐或唐以前的真跡，在敦煌出土文物里確實很多，但大多為資料，書法上的價值不高。而像這樣具有書法價值、裝裱和紙張也十分精良的一流名品，恐怕除正倉院之外無處可求。也正在這時，唐朝盛行對二王書跡的收集和鑒賞，據張彥遠《法書要錄》記載，玄宗開元年間，宮中秘閣就曾制作二王及其他書家名作的拓摹本。這股風潮的余波也漸及日本。或許是唐人為了弘揚本國最優秀的書法藝術，特意選取杰作贈予來使，又或許是遣唐使們眼光卓絕，盡力采擇佳構攜回故國，總之承當時種種有利條件之惠，奈良時代以最高的識見和最大的努力，使晉唐書法的傳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這一時代的書法又始終未能跳出晉唐的窠臼，日本獨自的創造仍難尋覓。唯一可以舉出的，是正倉院的“萬葉假名文書”以及“韓藍歌”一首等用萬葉假名寫的草書體。這種草書體大約出自王書的“獨草”(字間分離、不作連筆的草書)，但畢竟透出別樣的風調，可視為日本獨有的書法的濫觴。

　　四、平安前期的唐代書法

　　平安朝前期(794—897)與唐朝繼續交往，遣唐使的派遣一直到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才告結束。這一時期渡唐人數甚眾，其中以宗教人士最為活躍。延喜二十三年(804)，空海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船入唐。空海年輕時就酷愛書法，入唐后又親炙名家，廣求名作，并呼吸到當時中國書界的新鮮空氣。空海成長于奈良時代，熟稔當時已傳到日本的晉唐書法。入唐后仍注重當地祖祧二王的傳統派書風，得到不少名作，“大王諸舍帖”即為其一。這是王羲之的尺牘法帖，大概以開頭“諸舍”二字而得名。此外還有王的“蘭亭序碑”，唐代名家歐陽詢、李邕等在空海的《性靈集》中也可寓目。他歸國后寫給最澄的著名的“風信帖”，書體與王羲之的行書、特別是“集字圣教序”頗有相通之處。

　　空海在唐還學習了一種新體草書。其《性靈集》序文說自己好作草書，書風狂逸。現在傳為空海的作品中，當以所書崔子玉“座右銘”最得草書筆勢之妙。另外還有他用草書寫的唐代孫過庭的《書譜》，現有御藏本和陽明文庫本。后者是孫氏《書譜》的臨本，而前者似乎是他入唐學到的新體草書，其結體之奔逸，運筆之馳驟，尤具特色。傳為空海之作的真言七祖像之“行狀文”，也具有同樣風格。而唐代則天武后“升仙太子碑”(699)的草書與之頗為相類，或許這正是空海書風之所由來。

　　與此相關，空海還學習了“雜體書”。所謂“雜體書”，是指六朝齊梁以來的一種裝飾文字，把日月星辰云露山川草木鳥獸等自然形象融入字體，有時還敷彩著色，用來書寫屏風等物，極盡華美之能事。空海七祖像贊的“飛白”，即雜體書之一，“行狀文”的草書中也雜有這種書體。今傳空海“益田池碑銘”(天長二年，825)當為后人臨摹，其中也多有雜體書。這種裝飾性的書體和筆法，后來經歷代書法大師們繼承發展，在題寫匾額時尤能呈奇斗異，開辟了書體的獨特境界。雜體書本來是空海從中國學來的，但后來因寫入日本傳統書法入木道的傳授書，用以書寫帶有宗教色彩的匾額，終于成為日本特有的書法藝術。

　　比空海稍遲，承和五年(838)圓仁入唐，隨后是仁壽三年(853)圓珍入唐。圍繞這些高僧的行動，很多書法作品得以流傳。“圓珍傳燈大法師位位記”(仁壽元年，851)和“充內供奉治部省牒”(嘉祥三年，850)，都不過是圓珍入唐時攜帶的一種身分證明書，但其書法之高雅精妙，據說唐朝官員見后也驚嘆不已，要他抄錄下來，以留存觀賞。從這里我們不難想象，當時日本的書法水平已達到怎樣的高度。在這之外，如藤原敏行的“神護寺鐘銘”(貞觀十七年，875)等佳作，也都歷歷可數。由此可知，這一時代對唐代書法的吸收、消化，已相當充分。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日本現在仍珍藏著許多唐代的書法真跡，學習唐代書風的遺跡也隨處可見。

　　相傳為醍醐天皇御筆的“白樂天詩句”，也是一件稀世珍品。其書法特異，狂草有如醉書，顯然是沾溉了唐代狂草名手張旭的余澤。由空海肇其端，唐代革新派的狂逸草書傳來日本，這在書法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應該注意。

　　醍醐天皇延喜年間(901—922)，假名書法終于在日本展開。現在被叫做“綾地切”、“絹地切”的，據說是小野道風、藤原佐理的筆跡，其產生背景仍是唐代的草書。這些都是用流麗自由的草體書寫的白居易的詩以及《新樂府》，與唐代中期以后流行的懷素草書似乎聲息相通，尤得懷素“食魚帖”風韻。雖然現在還不能斷言他們就是學的懷素，但傳自空海的這種唐人草書的原動力，催生了日本的草書以及草體假名，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五、平安后期“和樣”的興盛

　　平安后期(897—1185)由于唐王朝的衰微和日唐交通的中斷，唐代書法逐漸如隔云天。其間中國歷經唐朝覆亡(907)、五代亂離、宋朝建立(960)，在日本則為“和樣”、即日本獨創的書法得以形成，平安前期盛行的唐代書法的影響力日見衰減。這樣直至平安末期，日本迎來了和樣書法的全盛時代。

　　和樣包括漢字和假名。漢字除了少數日本自造的“國字”以外，都來自中國。假名則有“草”、“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別。草借用了漢字的草書體，平假名是把漢字草體再加以簡化、美化的產物，片假名則主要用于漢文訓點，一般不做書法的對象。平安貴族女性在宮廷生活中，為了表現優雅的心情，創造了柔婉裊娜、清和洗練的平假名。這種字體技法極其巧妙，連綿的細線，構成疏朗自由的字形，余白部分也饒有意趣，加上施墨濃淡的微妙變化，使用紙箋的華貴高雅，使假名書法個性獨具，形成中國未見、日本特有的無可比類的書法藝術。如果將中國書法和日本書法做比較，最具日本特色的無疑應該是這一時代的假名。假名切合日本的風土和國民性，與中國的漢字形成鮮明的對照。就是和樣的漢字，也不是中國書法的原樣照搬，用筆和婉圓潤，字體豐滿安穩，其筆法當出自王書的藏鋒(筆鋒控制于筆畫的中心部位)，但已完全日本化了，小野道風的“屏風土代”和“智證大師謚號敕 書”(延長五年，927)等均為好例。日本書法藝術的特色，我想從漢字的行書、假名的“草”和“平假名”可以看出，那就是柔和、優美。

　　六、鐮倉前期的宋代書法

　　鐮倉時代可以中國宋王朝的滅亡(1279)為界，分為前期(1185—1279)和后期(1279—1392)。這一時代文化的總體特點，是從所謂公家文化向武家文化的轉換，即由公家文化的優雅文弱，變為武家文化的剛健有力。從平安末期開始，積久不振的日中交流再度恢復，與宋朝的往來日趨活躍，渡宋人士絡繹不絕。京都建仁寺的開山明庵榮西，于平安末期仁安三年(1168)和鐮倉初期文治三年(1187)兩度入宋。泉涌寺的開山、名僧俊芿于正治元年(1199)入宋，歸國時帶回“法帖碑文”七十六卷。永平寺的開山、曹洞禪始祖希元道元，也于貞應二年(1223)入宋。這三位高僧都留有珍貴的遺墨，所承均為宋代黃山谷書風。鐮倉前期相當于中國的南宋，其時其地流行的山谷書風，大都是通過緇流人士傳來日本的。

　　嘉禎元年(1235)圓仁辯圓入宋，受徑山無準師范印可后歸國，移臨濟禪于日本，成為東福寺開山第一世。據說他曾隨宋末好禪的張即之學書，今存其遺墨頗含禪機，大多逸出技法之外。后來又有不少宋朝臨濟宗高僧，如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一山一寧等，也相繼來日承其衣缽。中國時值宋元易代之際，日中國交孕育著危機，禪僧中雖然也有人負帶著政治使命，但目的都是為了禪宗的興隆。他們也都善書，風被禪林，使日本禪僧書法一變而為中國樣式，其中不乏杰出之士。如天龍寺開山夢窗疏石、東福寺學僧虎關師煉、大德寺開山宗峰妙超(大燈國師)等，都沒有去過中國，但他們的書法完全可與宋代禪僧相媲美。夢窗長于草書，有寧一山之風，虎關效法黃山谷，大燈國師氣宇雄壯，均在禪僧中出類拔萃。禪家的宋代書風還上及廟堂，花園天皇、后醒醐天皇在皈依禪宗、學習宋學的同時，書法上也師從宋風，追求勁爽豪快，而原有的承世尊寺流韻的公家和樣的優柔書風，則被全部拋棄。

　　其實，禪家之書本來大多不講究師法，即使有所師承，也完全是憑依禪機率意為之，重精神而不重技巧，禪僧書法也因此而達到獨特的境地。在日本，這種禪僧的書法被特地專稱為“墨跡”，室町時代以后因受到茶道家的欣賞，身價益增。這也是中國書法中看不到的現象。

　　七、鐮倉后期、南北朝的元代書法

　　從鐮倉時代后期，到南北朝中葉、即元王朝(1279—1368)滅亡時，入元的禪僧很多，元代流行的趙子昂書風，又成為他們學習的楷模。永源寺開山寂室元光就是其中一員。他元應二年(1320)入元，參謁中峰明本，中峰與趙子昂有深交，因而寂室也可能直接或間接與趙子昂有所來往，現存寂室作品中，趙氏流風隱然可見。雪村友梅滯元前后共22年，曾訪趙子昂于翰苑，當場揮毫獻藝，有唐代李邕筆勢，令趙子昂感嘆無已。此外入元禪僧還有月林道皎、石室善玖、中巖圓月、鐵舟德濟等，均為書道中人。而他們所參謁的當時元朝禪師，如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了庵清欲、楚石梵琦等，又都是以學趙名家，日本禪僧們被趙氏書風感化，本為當然之事。這樣禪家的墨跡在鐮倉時代培養的精神貫注、以意為之的風格基礎上，又有了技法的提高，終于形成日本禪家墨跡的獨特境界，成為日本書法史上繼奈良、平安前期晉唐書法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待續)

　　作者簡介：中田勇次郎先生，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名譽教授、原校長，文部省文化財保護審議會專門委員。(蔡毅　譯)

　　(《文史知識》1996年第9期) （版權所有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