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蟲花蝶圖卷》，宋代，艷艷女史，絹本設色，手卷，縱32.5厘米，橫333.5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艷艷女史是北宋名畫家宋迪之甥、灃州通判任才仲之妾，是一個出身良家的絕色美女，擅長山水花鳥畫，文獻資料曾記載過她畫的《春山圖卷》和《著色花卉草蟲卷》，但均未見存世。《草蟲花蝶卷》為其唯一傳世作品。其畫工筆雙鉤，水墨浸染，既深得用筆精工之法度，又注重設色。這幅畫出現在去年上海的一次拍賣會中，由于后面的兩個南宋印是假的，因此人們懷疑這是件贗品。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等人仔細地看了原作，發現題詞出自元代一位知府學官之手，他與趙孟頫同朝為官，但不是收藏家。畫下角有艷艷女史的落款，因此證實是艷艷女史之作，也是至今發現的唯一一件作品，上海博物館花250萬元購得此件。

　　《草蟲花蝶圖卷》卷本署款“艷艷畫”，是一副長334厘米極為罕見的工筆花鳥圖卷。繪寫園苑坡地、湖石間，綻開秋菊。萱草、秋葵、南天竹、海棠、桂花等花卉;蝴蝶、蜜蜂、蜻蜒等翩飛花草間，一派秋光明艷景象。形象勾勒用筆工細柔婉，敷色艷麗細膩，技法為工筆重設色。

　　《草蟲花蝶圖卷》絹色深沉，顯示著年代的久遠，但奇的是畫面保存完好，鮮有缺損。畫面主要由千姿百態的花草、奇石以及上下翻飛的蝴蝶、蜜蜂等組成。不勝計數的蝴蝶，沒有一只花紋是一樣的。工筆精繪的奇卉異草、飛蜂舞蝶、玲瓏怪石，造型準確、設色美妙。花卉皆以精細柔和的墨線勾勒，敷色豐富，過渡自然。而奇石則以沒骨法暈染而成，立體感強烈。

　　《草蟲花蝶圖卷》中的花卉運用雙勾設色法，勾勒的筆道精細柔和，渲染色調富有濃淡色階變化，花瓣中亦用多種色彩暈染，色彩的過渡混融自然。樹葉的綠色呈濃淡深淺，表現陰陽向背的光感。全圖以傅色見長，此畫法可在北宋前期趙昌花鳥畫那里尋見淵源。

　　存世傳趙昌之作《寫生蛺蝶圖卷》，雖有學者疑其非原跡，但它屬于趙昌流派的畫作，是毋容置疑的。將此兩圖卷作比照，花卉的畫法有明顯的前后承嗣的關系。兩圖中的蝴蝶，無論是工細精謹的筆法、鮮麗明潤的設色，亦是同一軌轍。趙昌的畫法后來經過崔白的變革，進一步加強了花鳥姿態神韻的表現。至徽宗宣和朝，將花鳥畫的寫生技法推向更為完善，既保持了刻畫精工的法度，形象神態生動。又重視色彩的表現，設色艷麗，充分體現了宮廷藝術富貴典雅的意蘊，世稱“宣和體”。這一畫格一直延續到南宋，如馬遠、林椿、吳柄等畫家，都是“宣和體”的后繼者。

　　艷艷之名畫史記載甚少，南宋鄧椿《畫繼》記：“任才仲妾艷艷，本良家子，有絕色，善著色山。才仲死鍾賊，不知所在。”又記：“任誼字才仲，宋復古之甥也。嘗為協律郎，后通判澧州，適丁亂離，鍾賊反叛，為群盜所殺。平日凡所經歷江山佳處，則舐筆吮墨，輒成圖軸。仿佛籠淡，清潤可喜。”宋迪字復古，是北宋神宗、哲宗朝(1068-1100年)時人，官至司封郎。善畫平遠山水。任誼為宋迪之甥，大致活動于哲宗、徽宗時期。其妾艷艷，善畫山水。清張丑《清河書畫舫》著錄她一幅著色《春山圖卷》，評為：“雖氣骨尋常，而筆跡秀潤，清遠可喜。”又清胡積堂《筆嘯軒書畫錄》卷下，著錄艷艷一幅《著色花卉草蟲卷》，署名“女史艷艷造”，則她兼長花鳥，然署款不同，是為另一卷。上兩書著錄的作品，均未見存世，故無法比較。而從上述畫技和風格分析，與北宋末、南宋初流行的工筆重彩花鳥畫風尚相合，亦很有可能是艷艷傳世的孤本。

　　值得注意的是，《草蟲花蝶圖卷》卷首鈐有“吳興倪淵”白文印。查倪淵為元代人，生于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卒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字仲深，浙江烏程人。與趙孟同從著名學者敖繼翁學經史，歷任湖州路學教授、當涂縣主簿、富陽尹等職。此印印文粗放樸茂，印色古舊，不似明清人之仿印。此為圖卷曾經南宋人收藏的流傳經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著名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在《草蟲花蝶圖卷》卷后題識說：“圖中花草，彩色之工艷奪目，蟲蝶之栩栩如生，其稿本當出自黃簽、居父子，非馬麟輩以后筆墨也。”此論極是。此圖曾經近代鑒賞家孫邦瑞收藏，圖卷前后有吳湖帆、張大千、沈劍知、夏敬觀、宣龔諸多畫家、鑒賞家、學者的題識和題詩，對其贊譽有加。宋代畫跡流傳至今已若晨星，而如此精工妍雅的花鳥長卷更為難得，值得加以珍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