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同志所編的《鄭板橋判牘》一書(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輯影印鄭板橋的判牘墨跡二百來則。書前有李一氓同志自序，書后附有黃苗子同志的長篇研究文章。

　　所謂判牘，就是法官對訴狀的批斷文字。鄭板橋曾先后在山東范縣和濰縣做過十年多的縣令。當時的縣令是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十年斷獄，自然會留下大量的判辭墨跡。對于一般的縣令，這樣的墨跡在藝術上是無足寶貴的。然而鄭板橋卻不同，他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詩書畫三絕著稱于世的名士縣官，“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山中老僧、黃冠煉客，得其一片紙，只字書，皆惜藏庋。”(《鄭板橋全集·板橋自敘》)這就使得鄭氏的后任及其有關官吏把這些判牘墨跡視為瑰寶，利用他們的便利條件，不斷將它們從存檔的卷宗里偷剪出來珍藏玩賞，轉而流散于世間。一氓同志主持全國的古籍整理工作，身體力行，獨具慧眼，不辭辛勞地親自將這些既是文物又是藝術品的零散墨跡搜集整理，匯編成冊，印行于世。這是宏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遺澤后人的大好事。

　　首先，這批判牘墨跡集中而徹底地揭示出了鄭氏書法的本來面目，為全面深入地研究鄭書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材料和有利條件。編者在此書的自序中說得好：

　　這些墨跡的藝術價值所在，主要可以評定出鄭書的本色，因為鄭原精楷書，不象上款寫某某仁兄大人那些掛幅，著筆時要極意經營。漢代人寫隸書就一意寫下來，不知別有所謂楷書。漢代以后的人寫隸書就不得不比較矜持，因為不是他的本色——楷書。隸書對寫慣行楷的人來說，是另自一種書法概念。鄭書在這里正既不必經營，自毋須矜持，一派自然，顯得極為雅秀，又常帶挺拔之意。其大堪欣賞處，似乎超過了一般以“六分半”名的鄭書。

　　過去，由于公開流行于世的鄭書，多是“極意經營”、雜糅篆隸筆調的“怪體”，即鄭氏自稱的“六分半書”(有的還是他人仿造的贗品)，很少能見到鄭氏隨意書寫、自然流露的墨跡。故于鄭書，二百多年來，賞論者多稱其“怪”，研習者務追其“怪”，似乎“怪”即是鄭書的全部特質和價值。欣賞其“怪”者，謂“一字一筆，兼眾妙之長”，極盡奉揚;厭惡其“怪”者，說是“東拼西湊”、“不倫不類”，任意貶斥。由于材料的局限，看不到鄭書的全貌，捕捉不到鄭書的本質特征，致使學習和研究鄭書走入歧途，難得出正確的認識和中肯的評價。這好比要真正認識和評價一個會演戲的人，光看到他在臺上的化妝表演是不行的，還要看他臺下卸妝后的原本的體貌、言行、氣質和修養。《鄭板橋判牘》一書，為我們提供了鄭書在未“化妝”前的本象，使我們得以全面地觀覽到鄭書的總體，并通過其本象與“怪”象的兩相比較，去研究鄭書的來龍去脈，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

　　第二，《鄭板橋判牘》還可以進一步為我們揭示出：鄭書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傳統書學的功底深厚。這批墨跡是鄭氏49—60歲之間在履行公務時留下的，當時落筆，旨在對案狀的批斷，隨意揮灑，絲毫沒有想到要當作“書法作品”留傳后世，因而完全是他幾十年學習傳統書法的素養和功力的自然流露。雖然不是寫于一時一地，所用工具、墨色，字的大小以至書寫時的心緒都不盡相同，但所留下的一行行生動活潑的字跡，卻無處不放射出傳統書藝的光彩。從字的體勢結構、點畫用筆到布局、行氣，無不體現出名家的風范。例如：王羲之《蘭亭敘》的閑雅蕭灑，王獻之《十二月帖》的逶迤連綿，李邕《李思訓碑》的倚斜挺拔，顏真卿《祭侄文稿》的自然天成，蘇東坡《赤壁賦》的敦實厚重，黃庭堅《松風閣詩》的奇倔抑揚，米芾《珊瑚帖》的神出鬼沒，等等，無不兼而收之，溶而化之，然后通過自己的靈氣從筆下流露出來，別成一派氣象。就是把這些墨跡廁置于歷代典型的傳統法書的瓊林中，不僅毫不遜色，而且獨有異彩。鄭氏曾多次談論過他廣泛研習古賢書法的情況和心得，現在從這些墨跡所反映出來的傳統書學功底，已可得到明確的印證。鄭氏其言，并非虛夸。當我們把袒露鄭書本色的判牘墨跡細細玩賞一過，再來統覽鄭氏的傳世書作時，就會發現：除卻那些故意眩人眼目的“怪”體外，余下的字無不具有與判牘墨跡一樣的本色。這說明所謂“不在尋常蹊徑中”的鄭書，原本也是深深扎根在傳統的沃土之中，所以他能“奇而不詭于正”。啟功先生在他的《論書絕句》一書中評論鄭書說：

　　先生之書，結體精嚴，筆力凝重，而運用出之自然，點畫不取矯飾，平視其并時名家，蓋未見骨重神寒如先生者

　　焉。

　　當其休官賣畫，以游戲筆墨博鹺賈之黃金時，于是雜以篆隸，甚至諧稱六分半書，正其嬉笑玩世之所為，世人欲考其余三分半書落于何處，此甘為古人侮弄而不知者，寧不深堪憫笑乎?

　　啟功先生以他的真知灼見，輕輕掀開了鄭氏傳世書作中那層令人迷惘的怪異面紗，一下子就抓住了鄭書的特質。鄭書的精到處，主要在于傳統書學內在的骨、肉、氣、血，而不在乎他“破格”的表面的“怪”象。用“骨重神寒”四字來概括鄭書的特質，正是最得其精髓的中肯評價。

　　第三，此書所輯鄭氏判牘墨跡還能給習鄭書者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學習鄭書，首先宜學習鄭氏既能刻苦研習傳統，又能銳意創新的精神;宜從繼承與創新的角度去把握鄭書的本質，不可一味去摩仿鄭書那部分怪異的表象。判牘墨跡集中地反映了鄭氏傳統書學的深厚功底，如果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考察，還會發現，無論是判牘墨跡還是一般的傳世書作，其中許多單個字的面目，都令人感到“似曾相識”，可以從古代的某碑某帖中找到它們的“模特”，然而從整體上看，又與某碑某帖大不相同，鄭書具有其獨特的格局、神韻。這說明鄭氏很重視學習古人，卻又不為古人所囿。他善于博覽精慮、取其精華、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另外，鄭氏的傳統書學根底，還包含有傳統的字學功夫。鄭氏除了精于通常習用的楷書、行書與草書之外，對于漢隸、古隸、小篆、古籀及其異體別構、遞變過程等，都頗為在行，可以隨手拈來，靈活運用。所謂六分半書，不過是以楷、行、草為基礎，再糅入隸篆古籀筆調，或者以隸為基礎，糅入行楷篆籀筆調，令其別開生面、獨標一格罷了。由此可知，要學習鄭書，首先當具有傳統書學和字學的基本功。如果沒有這兩方面的基本知識，連歐、顏、蘇、黃之書是何體態都不甚了了，隸篆古籀也不識得幾個，恐怕要理解和欣賞鄭書都有困難，又怎么能從根本上去把握鄭書的特質而取其精髓以自養呢?其實，不獨學鄭書當如此，學任何一家之書亦當如此。不然的話，只是一味地去依樣畫胡蘆，即便摩仿得再象，那也是古人所譏諷的“奴書”而已。而沒有個性的“奴書”，是一點藝術的生命力也沒有的。《鄭板橋判牘》一書，為我們總結鄭書的成功經驗提供了條件，充分利用這個條件去探索，可以從中收到很多的教益，就能獲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學習主動性，擺脫生吞活剝、盲目描摩的被動局面，真正學到鄭書的精華。

　　總之，《鄭板橋判牘》的問世，為學習和研究鄭書提供了一份十分寶貴的資料，為后學們開拓了視野。正如啟功先生致李一氓同志的信中所說：“序言中云：‘歷史上還沒有過一個縣官，在任上留下的手跡，會被后人千方百計去剪下來，當成很寶貴的藝術品珍藏起來，鄭板橋的判牘是唯一的例外。’這是最雄辯的論斷，對鄭板橋也是最高的評價。使今日欣佩鄭板橋的后學小子都感到沒有欣佩錯，而覺得欣躍。”

　　《鄭板橋判牘》確實很有欣賞價值和研究價值，是學習和研究鄭書不可不讀的一部好書。但可能是由于時間緊迫，條件所限，致使此書也存在些小不足之處：對已發現的材料未能盡收，如高象九先生所藏的62則，1980年已拍有照片置于山東濰坊市博物館(見《文物》1987年9期郭子宣《鄭板橋“堂批”墨跡》及所附圖片)，不知何故，書中未能收入;譯文尚有錯字，句讀也偶有不當之處;材料編排條理不明顯，沒有編號，不便查閱、引用。當然，這些不足，在再版時是不難彌補的。

　　(《文史知識》1990年第3期) （版權所有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