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的來歷

　　北京故宮，是明清兩代封建帝王的皇宮。當你來到故宮西路的養心殿，只見西暖閣隔出來一間小小的雅室。房間面積不大，四壁緊湊，光線充足，東墻上懸掛著乾隆皇帝弘歷親自書寫的“三希堂”匾和“懷抱觀古今，深心托豪素”對聯。西墻上有一幅反映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教其子王獻之學書時，乘其不備從背后拔筆的故事畫。這里就是著名的“三希堂”。

　　“三希堂”，過去叫“溫室”，是皇帝看書休息的地方。乾隆十一年(1746)，清高宗弘歷在《三希堂記》中說：“內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溫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這就是三希堂命名的開始。

　　乾隆皇帝從小就喜愛詩文書畫。他依靠著皇帝的特權，通過納貢、抄家等辦法，將天下名家法書收羅殆盡，內府收藏的名家法帖盈千累萬。“三希堂”設立后，乾隆就令人從編入《石渠寶笈》的歷代法書墨跡中，選出了魏晉至明末共一百三十五家的三百四十件作品，并收集各種題跋二百多件，印章一千六百多方，由技藝高超的石工鐫刻而成《三希堂法帖》，全稱為《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其中包括晉代“三王”(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的杰作，還有唐代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以及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等歷代書法巨匠的名帖墨寶。

　　天下法書第一

　　“三王”即王羲之、王獻之和王珣，其中被人稱為“書圣”的王羲之成就最為昭著。王羲之，字逸少，瑯邪臨沂(今屬山東)人，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又稱王右軍。他七歲開始學書，堅持勤學苦練。相傳他每天練習書法，即使休息的時候，也在揣摹字體的結構、間架和氣勢，而手隨心想在衣襟上勾劃，時間久了，把衣襟都劃破了。他常在家里一個水池邊寫字，從池里取水研墨，在池里洗筆刷硯，慢慢地一池清水都變黑了。后來的人就把寫字稱為“臨池”。經過幾十年的鉆研，王羲之博采眾長，改變了晉代以前平板勻整的篆隸書法，創出了具有自己特殊風格的楷、行、草書。人們說他的字筆勢“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筆畫似“鐵畫銀鉤”。梁武帝蕭衍評價說：“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唐太宗李世民稱贊王羲之的書法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

　　特別是“三希”之一的《快雪時晴帖》，一向被稱作傳世珍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古人譽之為“天下法書第一”。現在流傳下來的《快雪時晴帖》墨本，并非王羲之真跡，而是唐代的摹本，曾進入宋、元秘府，明末清初時歸大學士馮銓收藏。他將所藏《快雪時晴帖》等法書精品匯刻于石，稱為《快雪堂法書》叢帖。清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十八日，馮銓之子國子監祭酒馮源濟把它獻入清內府。

　　《快雪時晴帖》是王羲之的一封行草書札。釋文是：“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這封書札是寫給誰的，說的什么意思，都很難查考。這短短的二十四個字，寫得遒勁秀美，結體均勻，氣勢貫通，筋骨血肉恰到好處，反映了王羲之精湛的書法造詣，可以說代表了王羲之的典型書法，因此，《快雪時晴帖》也就受到歷代書法家的重視。乾隆皇帝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是：“天下無雙，古今鮮對”，“神乎技矣”。有人據帖中有“山陰張侯”四字分析，此帖可能是王羲之寫給山陰張侯的，后人臨摹時也將這四個字摹上去了;也有人認為這幾個字根本不是王羲之所寫。從這四個字的筆鋒、結體、風格等方面觀察，它的確不是出自一個人之手。

　　到清朝末年，《快雪時晴帖》遭到了厄運。1924年，已經遜位的末代皇帝溥儀為了茍延殘喘，將這件國寶的真跡抵押給了東交民巷美國花旗銀行，以換取四十萬元的借款。幸虧還沒來得及施行，溥儀就被驅逐出宮。這年十月，《快雪時晴帖》真跡冊頁，卻又被清宮太監御前總管盜出皇宮，被愛國將領馮玉祥的衛隊查獲，送到清室善后委員會。1928年六月，北洋軍閥張作霖退出北京時，派教育部長到故宮博物院指名要拿走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院長說：“此帖現存南書房大保險柜內。鑰匙共計五把，馮玉祥、孫岳各拿去一把，院中只存三把，少一把也不能開取。”教育部長看到鐵柜龐大沉重，不好搬運，躊躇多時，無可奈何地走了。當晚，張作霖登車開往東北，火車到沈陽皇姑屯站時，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如果這件國寶被張作霖劫走，后果可想而知。全國解放前，《快雪時晴帖》真跡被國民黨政府運往臺灣。但愿臺灣早日回歸祖國，使“三希”墨寶成為合璧。

　　《中秋》《伯遠》皆國寶

　　我國晉代的書法家，多出自“瑯邪王氏”。這里，不僅有“書圣”王羲之，還有王獻之、王珣等人。王獻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也是東晉著名書法家，與王羲之齊名，被后人稱為“二王”。

　　王獻之從小就愛好書法，也很聰明。傳說他跟父親學書幾年，自以為了不起了。一天，王獻之寫完字，照例送給父親評判。他自以為書法已趕上父親，很想得到王羲之的贊揚。可是，王羲之微微一笑，什么也沒有說，只是順手拿起筆在一個“大”字下邊點了一點。王獻之很掃興，就把字送給母親看，母親看后，指著那個“太”字說：“只有這個點兒像你父親寫的。”從此王獻之練字更加勤苦，他不僅學習父親的書法，又取法東漢書法家張芝的草書，開創了“行草”這一新體，他的字用筆外拓，筆意開展，后人多認為比王羲之的書法俊美而更有逸氣，然骨力似不及其父。王獻之善隸草書，能寫大字。年輕的時候，曾用帚子沾泥，在壁上書寫方丈的大字，圍觀者數百人，他父親王羲之也很欣賞他的大字書法。可惜代遠年湮，這些名跡都無法看到了。

　　乾隆皇帝稱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是王獻之的代表作。帖的釋文是：“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者，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此帖的內容不知什么含意，可能文中有缺字。據查考，宋代有人將王獻之書割剪一、二字售出，使后人不能卒讀，這是我們讀帖時應當注意的。《中秋帖》即是《十二月帖》。在宋代書法“四大家”之一米芾的《書史》中，有王獻之《十二月帖》的記載，因原帖在“中秋”二字前，尚有“十二月割至否”六字，以下各字大部分相同，從筆跡看，書法界多認為《中秋帖》是米芾所臨。

　　王獻之的《中秋帖》，體現了作者行草書的特點。這二十二個字，大都筆筆相連，就是不連貫的字，血脈也是銜接的。這種寫法起于東漢的張芝，稱為“一筆書”。宋代米芾認為此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續無端末，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珣，字元琳，是王獻之的族弟，官至尚書令。王珣字遒勁飄逸，筆法古樸，略存漢魏遺意，與王羲之書法不同，但又有某些相通之處。他的作品傳于后世的只有《伯遠帖》。這也是目前所見存世最早的晉代書法真跡。

　　《伯遠帖》是王珣的一封書函，釋文是：“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游。始獲此出，竟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共四十七字。此帖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沒有一絲造作、板滯的痕跡。作者當時行筆的序列，至今依然清晰可見。墨跡上凡是后一筆疊壓著前一筆的地方，墨色都比較黯黑一點，這是由于行筆時該處曾兩次著墨所致。

　　行書是在楷書基礎上的草寫和簡化，它將楷法和草法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運用一部分草法，以更率意的用筆、更流動的結體，簡省了楷書的筆畫，改變了楷書的字形，形成了介于楷、草之間的一種書體。行書《伯遠帖》，較多地保存了楷書用筆的特點。

　　《伯遠帖》在北宋時曾入內府收藏，后流落民間。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書法家董其昌在長安遇見此帖，便購買下來，并為其重裱。清乾隆十一年(1746)，弘歷皇帝得到此帖，極為重視，將它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一并藏于故宮養心殿溫室，即“三希堂”。清亡后，被溥儀攜出宮外。全國解放前，《中秋帖》和《伯遠帖》被人典當在香港的一家外國銀行里，到1951年12月即將期滿。當時，帝國主義者正在覬覦著這兩件珍貴國寶。周恩來總理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即下達指示，一定要將這兩件法書收購回來，決不能讓外國人拿去。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國家有關部門終于將這兩件法書用重金贖回，珍藏在故宮博物院。

　　《三希堂法帖》將首次影印出版

　　現在，“三希”的真跡本，只有《中秋帖》、《伯遠帖》在北京，《快雪時晴帖》尚在臺灣。乾隆時期拓本《三希堂法帖》在全國也只存留幾份。許多書法愛好者想拜讀而不可得。為了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的書法藝術傳統，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將這套書苑珍品流傳后世，北京日報出版社已將乾隆時期御墨卷軸拓本《三希堂法帖》，按照拓本字體原大影印出版。溥杰先生欣然為法帖影印本的出版賦詩一首：“三希伊始肇三王，翰墨菁華萃一堂。喜睹大成鐫舊拓，銀鉤不獨帝宮藏。”

　　(《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