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也是唐代石刻的重要部分。刻石志墓的風(fēng)氣開始盛行于北魏。東魏、北齊，現(xiàn)已出土的墓志亦不少。唐代國祚長久，已出土的墓志，數(shù)量遠遠超過北朝。宋人編的《寶刻叢編》，已著錄了不少唐代墓志，可知唐墓志在宋代已有出土。可惜當(dāng)時沒有人記錄全文，至今只知道一個名目。其中最使我惋惜的是詩人溫庭筠的墓志，如果有全文錄存，我們就可以更多、更翔實地知道這位詩人的生平事跡。夏承燾先生作《詞人溫飛卿年譜》，以不能考知他的卒年為憾。我據(jù)《寶刻叢編》的記錄寫信告訴他：溫飛卿卒于咸通七年。他非常高興，記入他的《承教錄》。這一件事，就說明了墓志的史料價值。

　　元明二代，很少墓志出土，或者是沒有記錄。明代末年，西安農(nóng)民掘出一塊唐人墓志石，題名為《王居士磚塔銘》，楷書非常優(yōu)美。書寫者署名“敬客”，也不知是否姓敬名客。這塊志石發(fā)現(xiàn)時已裂為三塊，后來又裂成五塊，最后又裂成七小塊，拓本行銷大暢，為許多人作為學(xué)字的臨本，有三石初拓本，五石本，七石本的區(qū)別，這是唐墓志拓本的最煊赫時期。清代嘉慶、道光以后，尤其是近百年來，魏、唐墓志大量出土，字跡比《王居士磚塔銘》更好的不知多少，故《王居士》的身價也低落了。

　　初、盛唐時期的墓志，都是從高墳巨冢中盜掘出來，大多是豪門貴族的墓志，志石巨大，雕鏤極精，保持北魏墓志的規(guī)格。字跡也精美，往往出于著名書家，例如歐陽通寫的《泉男生墓志》，尤其是唐墓志中的極品。因為歐陽通寫的碑，現(xiàn)在僅存《道因法師碑》一種，是大楷，《泉男生墓志》是小楷，有此二石，歐陽通的書法，呈現(xiàn)了全貌。

　　中唐以后，出現(xiàn)了許多小墓志。志石高廣不過三四十厘米，銘序文字，有許多很不高明的，字法也有很草率庸俗的。志文所敘述的墓主也沒有特殊的事跡，大約都是中產(chǎn)階級的官吏文士或富商大賈。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氣，通行隆重出殯，《唐會要》記載唐代的喪事儀禮，出殯的隊伍中有“志石亭”，可知墓志石應(yīng)在出殯時裝在一個彩扎的亭子里公開送到墓穴。這樣一來，人家辦喪事就非有墓志不可了。大約這種風(fēng)氣，中唐以后，普遍流行于民間，因而出現(xiàn)了許多粗制濫造的小墓志。這種墓志的拓本，碑估稱為“小唐墓志”，建國以前，碑估以十張或二十張為一份，售價不過二元。

　　到現(xiàn)在為止，已出土的唐墓志，有公開記錄的，數(shù)字已超過四千。還有各省市文管會倉庫中堆積著秘而不宣的志石，數(shù)量亦必不少。河南張鈁一人就擁有唐墓志石千塊以上，題其藏石處曰“千唐志齋”。這批墓志保存完好，聽說將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印出其全部拓本。騰沖李根源收藏唐墓志93石，去年已由齊魯書社將拓本全部印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詩人王之渙墓志。徐乃昌亦收藏唐墓志十余石，吝惜傳流拓本，故外人不甚知其名目。其最有關(guān)歷史文獻的一塊是《高霞寓墓志》，我收碑二十年，從未見其拓本。現(xiàn)在原石已歸華東師大圖書館，我還是沒有得到拓本。

　　在墓碑和墓志之間，唐代出現(xiàn)了一種“塔銘”。和尚、尼姑死后，都用火葬(教中稱為“荼毗”)，造一個塔形的墓，將骨灰安放在塔中。另外刻一塊方形或長方形的志銘，砌在塔的正面。塔銘不是墓志，因為它不埋在地下;塔銘也不是墓碑，因為它并不離開墳?zāi)苟毩ⅰ５懙奈淖謪s和墓志一式。從拓本看來，并無區(qū)別，不過它們很少是正方形的。一般收藏家都把塔銘歸入墓志一類。在家修行的居士或信佛的婦女，死后也有用火葬的，《王居士磚塔銘》、《夫人程氏塔銘》，即其一例。《程氏塔銘》字跡也極好，與《王居士磚塔銘》齊名，被稱為《小磚塔銘》。這種塔大多是用磚砌的，故稱磚塔，又稱“靈塔”，宋元時又稱“灰身塔”，一般通稱為僧塔。這種塔幾乎每一所古寺里都有，而以少林寺的塔林為大觀。

　　經(jīng)幢也是盛行于唐代的佛教石刻。一般形式是一支六角形或八角形的石柱，上有寶蓋，下有蓮花座，樹立在佛殿或三門前，或大道口、驛亭旁。柱上各面刻的是佛經(jīng)，最多的是《金剛經(jīng)》或《陀羅尼經(jīng)》。經(jīng)文前有序言，后有施財立幢人題名及書手刻字人姓名。這種經(jīng)幢，文字內(nèi)容既無史料、文獻價值，書法也不是出于名家手筆，故向來無人重視，清代以前的石刻著錄，都不收經(jīng)幢。

　　唐代還極少有木版刻印的書本，幾乎所有書籍都是手寫本。有一些沒有取得功名的知識分子，靠寫書賣錢過活。他們寫的大多是儒、釋、道三教經(jīng)典，故稱為“經(jīng)生”。一般的經(jīng)生，書法都還不壞，如果寫得不好，也沒有人買他的寫本了。不過現(xiàn)存敦煌卷子中，有許多字跡非常幼稚、拙劣，可能是由于遠在西陲，寺院里雇不到高手抄寫經(jīng)文。至于中原及吳越地區(qū)的經(jīng)幢，書法有非常高明的。我藏有紹興上福寺的陀羅尼經(jīng)幢拓本，奚虛己書，筆跡也不在王行滿、歐陽通之下。只因為經(jīng)生的社會地位不高，遂為士大夫所輕視。晚清的碑版學(xué)者葉昌熾(鞠裳)大為經(jīng)生書法抱不平，蓄意收藏各地經(jīng)幢拓本，積有五百余種之多。他的書齋名就稱為“五百經(jīng)幢館”。1956年，我在上海古籍書店的碑帖部見到四大捆拓片，檢視之后，都是經(jīng)幢，有葉氏藏印，間有葉氏題跋，才知就是葉家散出來的五百經(jīng)幢全份拓本。當(dāng)時我無力收購，失之交臂。過了一個多月，去向營業(yè)員詢問這批拓片的下落，據(jù)說上海無人買，已運到北京琉璃廠，不知最終落入誰手。

　　帖刻也起于唐代。唐以前，一切石刻文字都可以稱為碑;唐以后，就有碑和帖的區(qū)別。唐太宗愛好王羲之的書法，把《蘭亭序》模刻在一塊玉版上，以拓本賞賜群臣。得到這個拓本的人，又鉤摹下來刻在棗木版上，或石版上，也分別有拓本流傳。這種木刻或石刻文字，稱為“帖刻”，而不是“碑刻”。秦始皇的《繹山刻石》，在唐代就有棗木翻刻本。從原石上打下來的拓本，稱為“碑本”，從棗木版上打下來的拓本，只能稱為“帖本”。懷仁集王羲之字刻的《圣教序》，從這篇碑文的作用來定名，這是一塊“碑”;但是從字跡書法的作用來定名，應(yīng)該說它也是一種“帖”。

　　有人說：橫條石刻的是帖，豎立石刻的是碑，這一區(qū)別，只能適用于宋代以后。因為從《淳化閣帖》以后，歷代帖刻都是用橫條石刻的，但少林寺塔林中有些唐代高僧的塔銘，也是用橫條石刻的，難道可以說是帖嗎?總之，碑和帖的區(qū)別，很難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我以為，主要的區(qū)別在于所刻文字的作用及時代。凡是模刻古代或當(dāng)代名人的字跡，目的是供人學(xué)習(xí)書法，這是帖;凡是模刻當(dāng)代的史料、傳記、詩文，目的是為了保存文獻，傳示后世，這是碑。但是，碑文的拓本，剪裱成冊子，以供書法臨寫的，現(xiàn)在也通稱為帖了。一般人只說臨帖，不說臨碑。

　　〔附記〕本文實為《唐代石刻文》的下半篇。因全文較長，故分為二篇，另加標(biāo)題。作者記。

　　(《文史知識》198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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