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生活于隋開皇十六年至唐顯慶三年(596—658)，字登善，祖籍陽瞿(今河南禹縣)，晉時已遷居錢塘(今浙江杭州)。褚遂良廣涉文史，博學通識，傳有“王佐之才”，是唐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書法家。在太宗、高宗時，身居要職。貞觀十年(636)褚遂良自秘書郎遷起居郎;十五年(641)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后授太子賓客;十八年(644)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二十二年(648)拜中書令。高宗即位后，累遷吏部尚書、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世稱“褚河南”。

　　一

　　作為著名的政治家，褚遂良首先以正直聞名，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在擔任諫議大夫兼起居事時，深知該職之重要性。他繼承了歷代史學家秉筆直書、對歷史高度負責的優秀品質，對皇帝的言行都作如實記錄。唐太宗曾試探性地問他：“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說：“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他回答得十分干脆：“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其次，褚遂良以敢于直諫而聞名。641年，唐太宗欲登泰山封禪，到洛陽時，“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褚遂良就對太宗說：“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營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愿詳擇。”唐太宗深感其話有理，就下詔放棄了封禪之事。唐太宗晚年，國力強盛，逐漸萌發向四鄰擴張的野心，褚遂良以政治家的膽識，敢于直言不諱地諫阻唐太宗，務以睦鄰為要，正確處理與少數民族和周邊地區的關系。644年，唐太宗意欲親征遼東，褚遂良有鑒于隋亡的歷史教訓，切諫不可渡海遠征，以防不虞，“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憤兵，則安危難測。”由于李勣的慫恿，太宗沒有聽從褚遂良的建議。褚遂良再次上書，認為唐太宗親征遼東，不合情理，他說：“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令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回掌。夫圣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兇亂，駕馭才杰……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當時，群臣也多諫止太宗親征遼東，但太宗力排眾議，一意孤行，發兵遼東。這次遠征，歷時將近一年，殺戮甚多，損失慘重。戰爭中雙方膠著，拖至寒冬，草枯水凍，唐軍糧草殆盡，被迫回師，途中又遇暴風雨，將士凍死甚多。這次遠征實際上以唐軍的失敗而告終。太宗在回師途中對勞師遠征深表后悔。同時，褚遂良在多次上書中告誡太宗：“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后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闡述了正確處理與少數民族及周邊地區關系的重要性。此外，褚遂良與長孫無忌又力諫太宗否立魏王為太子而轉立晉王的主張。再次，褚遂良以盡忠職守、剛直不阿而聞名。在關系到唐朝命運的重大政事中，褚遂良都能秉公正直，具有遠見卓識，因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649年，唐太宗病危之際，召褚遂良及長孫無忌同受顧命，要他們像霍光、諸葛亮那樣匡扶幼主，“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同時對太子說：“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可見褚遂良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高宗即位后不久，欲立曾是太宗才人的武則天做皇后，褚遂良與長孫無忌以顧命大臣的身份極力反對，其態度十分堅決，言辭十分慷慨：“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審。愚臣上忤圣顏，罪合萬死，但愿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最后，褚遂良致笏殿階，叩頭流血，對高宗說：“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在李勣等人的支持下，武則天終被立為皇后，褚遂良的悲慘命運也于是開始，先被貶為潭州都督，再被貶為桂州都督，不久，被貶為愛州刺史，在途中憂郁而死，享年六十三歲。

　　二

　　作為書法家的褚遂良，在中國書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和歐陽詢、虞世南、薛稷并稱為初唐四大書法家。

　　褚遂良書法源遠流長，別具一格。其書初學史陵、歐陽詢，繼學虞世南，后追王羲之，又從隋《龍藏寺碑》中汲取營養，將碑帖揉合在一起。張懷瓘《書斷》中說：“遂良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媚趣，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甚有余態。”朱長文《續書斷》中評：“其書多法，學鐘公之體，而古雅絕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當時人曾十分形象地評價褚字：“字里生金，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米芾說褚書“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由此可見褚書的風格是疏瘦勁煉、道逸婉媚、豐艷流采、韻致暢達、變化多姿。其書與虞世南相比，少渾厚之質;與歐陽詢相比，少險峻之勢，但清虛高簡、閑雅雋秀的韻致無疑是其特點。梁巘《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

　　褚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楷書中保留了濃厚的隸意。潘伯鷹先生在《中國書法簡論》中說：“褚遂良的楷書，最特殊的一點是隸書的形態所存特多。他的楷書中許多字幾乎仍然是完整的隸書，尤其與《禮器碑》相似，這原是由他的學書源流如此。”褚遂良精研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十分清楚王書是如何繼承和發展隸書筆法的。褚遂良在將隸書古法融進楷書的同時，又形成了與王羲之不同的藝術面貌，即在楷書的點畫之間揉進隸書的正面結構和一波三折的波磔筆意，追求挺勁秀美的線條。其晚年的作品，已將隸書的正面扁平結構融入楷書的橫勢結體之中，將隸書蠶頭燕尾的筆法融入其豐腴的筆法之內。正因為如此，清秀舒展成為褚書的一大特色，褚字能夠隨筆生態，隨勢起伏，穩重飄逸，姿態多趣。這些都說明褚書植根之深厚，對此，日本書法家寒邊渡鷗曾作詩盛贊：“南帖北碑抾兩長，隋朝逸韻拓三唐。含行裹隸《龍藏寺》，寺里生長褚遂良。”此外，“以行寫楷”也是褚書的特色之一，這一用筆方法使其書法輕松自如，瀟灑流暢，點畫雖纖細秀麗，卻力含其中，外柔內剛。這也正是他用筆的一大訣竅，是對虞世南“君子藏器”的運用并加以發展的結果。

　　由于褚遂良出身于弘文館學士家庭，加上自小得到歐陽詢、虞世南等名家的指教，能夠博覽群帖，對唐以前的書法研究頗精，因而成為中國書法史上著名的鑒定家。虞世南死后，魏征即把褚遂良推薦給唐太宗擔任侍書，“時上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赍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可見其鑒定水平之高。

　　褚遂良的作品留世較多，有《伊闕佛龕記》、《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等，另有傳本《倪寬傳贊》、《大字陰符經》。其中，筆者以為最著名的是《雁塔圣教序》、《孟法師碑》、《房玄齡碑》和《大字陰符經》。《房玄齡碑》疏瘦勁煉，用筆外拓取相背之勢，特多隸意，轉折毫芒曲盡其妙，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孟法師碑》熔歐、虞為一體，既汲取了歐書剛健險勁的用筆，又融合著虞書典雅寬舒的結體，字形顯得方正端麗，行筆之際增加了頓挫起伏的變化，有些字參人隸書的體勢，具有六朝碑刻古雅凝重的意韻，是褚遂良中年書法的代表作。《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楷書的最高代表，字字空靈毓秀，筆筆艷麗嫵媚，熔八分、歐、虞諸體于一爐，其線條纖細柔美，然柔中有剛，細中有力，筋肉雖瘦，猶纖勁有骨。《大字陰符經》清秀中含古樸，蒼勁中多流變，承魏晉遺風，絕時俗媚態，清香之氣撲人，兼早期《孟法師碑》及晚期《雁塔圣教序》之長。雖然對此帖是否褚遂良真跡尚存爭論，但書法界公認這是傳世墨跡中的稀有妙品。

　　在唐朝以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清代劉熙載稱褚遂良為“廣大教化主”，沈尹默先生進一步闡發了這一道理，說褚書“典雅寬舒，剛勁鋒利的繼承了虞歐之風，并承接二王，傳接真卿”，“能推陳出新，樹立唐代新規范”。當時學褚書最有名的是薛稷，《書斷》評論薛稷：“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之高足，甚為時所珍”，故當時人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言，但薛稷之書略顯“拘窘”。顏真卿就直接師從褚遂良，從中受啟發頗深，“顏平原得其筋”，從而把書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其實，清朝人所說的唐朝書法去魏晉遠，正是從褚遂良開始的。顏真卿的大變是在楷書的主要方面(即“筋”)汲取于褚法。宋代的黃庭堅、米芾、趙佶等都從褚遂良書法中得到豐富的營養，書法史上也往往把他們作為二王筆法的闡述者來研究。

　　(《文史知識》200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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