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代

　　隋朝統一中國，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在文化藝術上也形成了統一的局面。隋朝兩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大興寺院，廣度僧尼，據有關文獻記載，隋朝抄寫的佛經達十多萬卷。這樣大規模的抄經，對于寫經書法無疑是很大的促進。寺院中一些著名的高僧，對于隋代書法就有著重要的影響。如王羲之的七世孫釋智永，便是吳興永頎寺的和尚，他寫《真草千字文》八百余份，布施江東諸寺各一本。《真草千字文》是臨摹王羲之的字匯集而成的，在當時是作為書法的范本供僧人學習的，《真草千字文》的流行，推進了楷書、草書向標準化發展。這一時期還有一位善書的僧人叫智果，他著有書法理論《心成頌》，總結了書法結體的十八種方法，對楷書的筆劃、結構等方面作了闡述。這些僧人的書法活動，必然對當時的寺院寫經書法產生重大的影響，促進了隋朝書法藝術的繁榮發展。

　　就目前調查所知，隋代敦煌寫卷有90多件，有的是敦煌本地的寫經，有的傳自內地，有的是官府寫經，有的是寺院寫經，較全面地反映了隋朝寫經書法的面貌。從書法的角度看，這些寫經大體有三種類型：

　　(一)基本上是沿著北朝寫經的路子發展起來的，這類寫經數量較大，風格也不完全一致。寫于開皇三年(583)的《大集經卷第十八》(S.3935)，在結體方面保持了魏體書法的特色，質樸而又大方。起筆多方筆，但卻非常含蓄，鋒芒不露，充分體現毛筆書寫的柔韌、豐潤的長處。雖有烏絲欄，而絕不刻板。筆畫不像魏體書法那樣過分強調起筆、收筆的輕重變化，而顯得氣勢雄渾豪放，筆力遒勁，毫不做作。布局上字距疏朗，章法自然，毫無拘謹之態，是一卷成熟的書法作品。

　　寫于大業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經》P.2117，題記表明是敦煌郡大黃府王海所寫，這件楷書寫經，結構平正嚴謹，起筆輕，收筆略重，捺劃拖得較長，這些都是早期寫經的習氣。特別是“外”字、“一”字、“男”字等，我們可看到北朝晚期敦煌書法風范。但那種剛挺而鋒芒外露的筆法已經減弱，而顯得柔和細膩，已體現出隋唐楷書的新氣象。

　　(二)基本上取法于南朝傳統，具有結構平正，筆致溫潤，字體娟秀等特點。

　　寫于開皇十三年(593)的《大智論》S.5130卷末有題記：“大智論卷第冊七。開皇十三年歲次癸丑四月八日，弟子李思賢敬寫供養。”通篇為規整的楷書，結構謹嚴，端莊。起筆有時稍加停頓，不像早期書法那樣直接落筆而形成尖銳的筆觸，與南朝寫卷《佛說生經》等書法筆致柔和、墨色豐潤方面是一致的，反映了從南北朝向隋唐書法過渡的特色。

　　(三)融合了南北書風的特點，既平正、娟秀，又不失渾厚、剛勁，可以說是趨近于規范化的楷書。

　　P.2091《勝鬘義記》大業九年(613)是隋代楷書的代表，通篇書寫工整，結體方正凝重，起筆露鋒，收筆重頓，仍存魏書的一些特點，結體方正，略呈條長，緊湊而時見險峻之姿，骨氣奇崛，頗有歐陽詢楷書之風。這類書法與《董美人墓志》等作品都體現了隋代流行的書風。歐、虞之體多從中而出。

　　隋朝的行書作品不多，S.2048《攝論章》寫于仁壽元年(601)，卷末有題記：“攝論章卷第一。仁壽元年八月甘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寫攝論疏流通末代。”這段文字寫明了本卷是瓜州崇教寺的沙彌善藏所書。隋朝至唐初的瓜州即現在的敦煌。隋朝的京都為長安，那么本卷即是善藏于長安抄寫了帶回敦煌的。說明當時敦煌與長安之間寫經的流通是很頻繁的。本卷行書，通篇氣勢連貫，筆致流暢，又富于節奏和變化。迅疾處，時露章草之氣，頓錯時，又可見魏書之遺格，但已基本改變了北魏以來的筆法。

　　總的來說，隋朝的楷書在繼承南北朝書法的基礎上趨向統一北魏那種粗獷豪放之氣減弱了，而代之以含蓄沉著的風格。

　　三、唐代

　　唐代是一個雄強、宏大的時代，書法也一樣，眾體兼備，初唐有歐、虞、褚、薛四家，繼承了南北朝以來的書法藝術成果，他們大都出于二王，同時又都注意學習北朝的書法，形成了一代新風。過去，通常認為歐陽詢等書家，從北碑中吸取了很多成份，實際上，對北朝書法的繼承，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寫經，從敦煌隋代寫卷中就可看出有類似于歐陽詢、褚遂良等名家的書體，時代卻早于這些名家。反映了隋及初唐書法藝術的基本審美趨向。整個唐代，歐、虞、褚、薛等四家的影響極為廣泛。盛唐以后，書法開始崇尚豐肥，以顏真卿為代表的雄強、渾厚的書風流行開來，即便是寫經體的小楷，也有寫得豐厚凝重者。總之，有唐一代，寫經書法藝術呈風格多樣的局面，體現出一種博大恢弘的氣象。

　　敦煌寫本中的唐代書法材料十分豐富，首先我們介紹幾件書法名家名作，對于我們認識唐和唐以前的書法名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唐人臨王羲之《十七帖》殘葉，共有三件，巴黎藏一件，為《旃罽帖》(P.4642)，倫敦藏有《瞻近》、《龍保》(S.3753)二帖。二者書寫風格一致，應出于同一人手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的書法，收集了王羲之的一些字帖共二十八種，并翻刻流傳于世，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故稱“十七帖”。唐以來，《十七帖》對于人們認識和學習王羲之書法具有重大的影響，因而此帖歷代翻刻極多，現傳世的主要是“淳化閣帖”本。敦煌《十七帖》殘卷為唐人臨本墨跡，字型結構等方面與“淳化閣帖本”稍有差異，而用筆渾圓流利，比起刻本更神采生動。與傳世的刻本相對照，便能夠更全面地理解書法大師王羲之的真實面貌。

　　《蔣善進臨真草千字文》(P.3561)，貞觀十五年(641)。隋代智永禪師，深得王羲之的真傳，隋唐之際，人們學書法往往以他的《真草千字文》作為臨習的范本。他的書法在當時流傳很廣，但到了唐代，就很難見到真跡了，流傳至今的《真草千字文》有兩種，一種是日本所藏的唐臨本，另外是北宋和南宋刻本。敦煌寫卷中的蔣善進臨本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唐臨本。本卷藏法國巴黎，前部從“帷房紈扇”開始至結束，正文共34行，真草各170字。尾存題記：“貞觀十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結構謹嚴，剛柔相濟，與現行的北宋刻本比較，草書更顯得渾厚、雄健。

　　唐太宗書《溫泉銘》(P.4508)，為唐拓唐裱剪裝本，現藏巴黎。溫泉，是長安附近的驪山溫泉，貞觀十八年，把北魏的溫泉宮改建為豪華的離宮，又增建了不少宮殿。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自撰“溫湯碑文”(即《溫泉銘》)，并刻碑保存，原碑早已失去，宋代以后，人們光知道文獻記載，無法見到原件，直到藏經洞的發現，這件作品才公諸于世。這件拓本存后半部分計五十行字。尾附墨書：“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永徽四年距立碑后才五年，是最可靠的拓本。唐太宗喜愛右軍書，在書法上也頗著功夫，還著有《筆法訣》、《論書》等理論著作，他的《晉祠銘》、《溫泉銘》刻碑傳世，對于碑刻來說是一大創舉，因為碑刻的字體向來是很莊重的，從來不會用行草書刻碑的，自太宗以后，行書勒碑之風也紛紛興起了。《溫泉銘》中我們不難看出王羲之書法的深刻影響，其筆跡圓勁流利，遒媚中不乏機敏，秀麗中見出恢宏之氣，是行書的上品。

　　唐拓歐陽詢《化度寺塔銘》(P.4510，S.5791)。《化度寺塔銘》全稱為《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李百藥撰文，歐陽詢書，貞觀五年(631)立石，歷來被認為是歐體書法中優秀之作，原石早已佚失，傳世有多種本子，大多經歷代翻刻，未免失真，只有敦煌本為唐代拓本，最接近原作。此件拓本現存英、法兩處，前兩頁存法國，為P.4510號。后十頁存英國，為S.5791號，每頁四行，行五字，風格古樸，鋒穎如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歐陽詢清逸、勁秀而又險峻、奇崛的書風。

　　唐拓柳公權《金剛經》(P.4503)。柳公權楷書卓然自成一家，素有“顏筋柳骨”之譽，深受時人所重，曾書《金剛經》于西明寺，有多家摹刻本，據《金石錄》記載，有會昌四年(844)刻本，大中十三年(859)刻本。敦煌本《金剛經》拓本首尾俱全，卷末注明為長慶四年(824)刻，此本未見著錄，而時間又比前兩種刻本都早，愈顯得珍貴。這件作品筆力瘦硬，字體端嚴，從中可以體會到柳體書法注重骨法、筆力剛健的風格。

　　以上碑帖大都是唐時流傳至敦煌的法帖，反映了中原最新流行的書法藝術對敦煌本地的影響。除了這些名家的法帖外，內地的寫經大量流傳至敦煌，而唐代敦煌本地的寫經水平也并不亞于內地。敦煌唐代的寫本我們從兩個方面來介紹：

　　(一)佛經、道經

　　以前人們認識唐人小楷，多推重鐘紹京的《靈飛經》，而比之敦煌寫卷中大量的小楷，不啻是滴水比之于大海。敦煌研究院藏的《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敦研0336)寫卷，前殘，卷末有后人書上元初的題記，若從高宗上元年算起，至遲在公元762年以前，本卷已經寫成。另外，此卷與法國所藏P.3791為同一寫卷，被人為地分成了兩段。這個寫卷用硬黃紙書寫，有極細的烏絲欄，楷則淳熟，章法嚴謹，筆法剛勁。

　　P.2155《唯識二十論序》。卷首題：“唯識二十論序，沙門靖邁制。”《唯識二十論》為唐玄奘所譯，靖邁是活動于貞觀中的著名高僧。這個寫卷楷書間有行筆，筆致瘦勁，結體疏朗，頗有薛稷《信行禪師碑》的風格。

　　P.3831《三藏圣教序》。據《佛祖統記》記載，武則天曾于久視元年(700)詔義凈于東都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制《圣教序》，這個寫本就是武則天時期的寫本，前殘，存二十二行，尾全，所存的這部分與《全唐文》所錄《圣教序》沒有大的差別。書法則含蓄潤暢，作風和穆，具有褚遂良一路的書風。

　　P.2163《金藏論》。內容為(諸經要集·金藏論》，卷末有題記：“金藏論。維開元甘有三載(735)于幽州寫之。”說明是寫于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地區)的寫本。文中避“世”字、“民”字諱。本卷是一個行書寫卷，書法與顏體接近，筆力遒勁，又寫得灑脫自然。

　　《御注金剛經》P.2173。據《冊府元龜》記載：開元廿三年，唐玄宗親自注《金剛經》，本卷即是玄宗皇帝御注《金剛經》，卷首題記：“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敕隨駕講論沙門道氤集”。道氤是唯識宗的大師，因于開元甘三年于青龍寺宣講御注金剛經，特別有名望，被稱為“青龍大師”。本卷書法具有歐體書法結構緊湊、筆力剛健的風致，又墨色濃重，肌肉飽滿，神采飛揚。

　　唐代的道經寫卷也具有很高的書法價值，唐朝皇帝認為老子是李家的祖先，所以格外崇奉道教，因而道經也廣為傳抄流播，敦煌寫本中的道經書法水平都很高。

　　寫于開元廿三年(735)的《閱紫録儀》卷末有完整的題記：

　　閱紫録儀三年一說。

　　開元甘三年太歲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觀。

　　敕隨駕修祈攘保護功德院奉為開元神武皇帝寫一切經，用斯福力，保國寧民。

　　經生許子　寫

　　修功德院法師蔡茂宗初校

　　京景龍觀上座李崇一再校

　　使京景龍觀大德丁政觀三校

　　題記中說明是為皇帝而抄寫的，并經法師、上座、大德校對，規格極高，可見書手也不是等閑之輩。本卷書法淳厚流暢，雍容和穆。

　　P.2170《太玄真一本際經》。敦煌道經中《太玄真一本際經》保存很多，達一百多件，本卷末題記：“太玄真一本際經圣行品。女官趙妙虛敬寫。”可知是一位女道士所寫，筆力剛勁，結體穩重大方，體現了唐楷端嚴細膩的風范。在道經中署名女官的還有女官郭金象、女官唐真戒、女官陰志清等。

　　P.2602《無上秘要》。《無上秘要》是成書于北周時期的道教類書，本卷尾題：“無上秘要卷第廿九，開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縣神泉觀道士馬處幽并侄馬抱一……”神泉觀是當時敦煌著名的道觀，現存的敦煌寫本中尚有馬處幽、馬抱一抄寫的道經多件。他們的書法筆致豐腴，結構端莊，是優秀的楷書寫本。從這件寫本中我們看到，唐代的敦煌在書法藝術上與內地并沒有多大的差距。

　　(二)儒生的寫本

　　儒家經典在敦煌文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大多往往是文人所書，其中自有一種“書卷氣”。此外還有一些文學作品，看起來也是讀書人所寫，與寺院的寫經迥然不同。

　　P.2540和P.2562《春秋左傳集解》。敦煌所出《春秋左傳》寫本，杜預集解本達26卷，其中有不少與傳世本《春秋左傳集解》文有出入，可互相校勘，具有文獻價值。《春秋左傳集解》的寫本大多書寫工整，P.2540和P.2562寫卷是較優秀的。這兩個寫本書法和暢，剛柔和度，結體嚴謹，氣度雍容。P.2562寫卷中“世”字避諱，有的專家認為是初唐所寫，從書法風格來看，兩件都是唐前期的風范。

　　P.2617《周易經典釋文》(738)結體開朗雍容，筆法剛勁而渾厚，具有顏《勤禮碑》之風，而顏真卿此時還不到二十歲，《勤禮碑》的完成，更比此卷晚了四十年，說明一個時代書法家總是從民間吸取很多有益的成份來豐富自己。

　　敦研0356《文選·運命論》。僅存一紙，共22行。據研究，法國藏的P.2645卷《文選·運命論》正好與本卷相接，法國藏卷存34行，為前半部分。這件《文選·運命論》寫本筆法勁健而嫻熟，間距疏朗，雖小楷而氣勢開張，頗有褚遂良書法的風致。有的論者認為是隋代的寫本，從其字體結構的成熟，楷則的謹嚴等方面看，恐怕應是初唐的寫卷。

　　P.3862《高適詩》殘卷。共存高適詩三十多首。高適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曾在河西節度使幕府任職，他的詩流傳西域，深受西北地區人民的喜愛。這件寫本墨色豐潤，筆致含蓄，章法自然。

　　唐代還出現大量的草書寫卷，如P.2063《因明入正理論后疏》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優秀草書作品，貞觀甘一年(647)玄奘譯出《因明入正理論》，許多高僧為之作注，并掀起了學習研究因明學的熱潮，當時著名的有窺基、凈眼等十余家注本，本卷題下有“慈因寺沙門凈眼續撰”，查《大正藏》，凈眼所撰的后疏不見著錄，敦煌寫本是存世的孤本。寫本為章草，字與字間筆畫不連，但通篇氣勢雄渾，而又靈動流暢、珠圓玉潤。

　　P.2176《妙法蓮花經玄贊》。唐玄奘的大弟子窺基曾著《法華玄贊》，這是唯識宗的重要理論之作。這個寫卷全用草書寫成，筆勢流轉，生動自然。

　　草書寫卷尚有S.5478《文心雕龍》等寫卷行筆流利，氣勢暢達，跌宕變化，多有奇趣。

　　唐代的敦煌寫卷書法風格紛呈，豐富多彩，可以說是中國書法史上十分輝煌的一頁。唐以后，五代、宋的寫本仍保存不少，但從書法藝術上看已走向了衰落，書法缺少唐代那種旺盛的創造力和嚴謹而細膩的精神，除了一些官府文件還保持一定的水平，其余不論寫經還是世俗文書寫本，在書法藝術上可以稱道的極少。

　　(《文史知識》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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