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碑帖二字巳成為一個語詞，一般人總以為它是一個概念。凡是黑紙白字，供給人們臨寫的書法范本，都稱為碑帖。碑帖是一種東西，碑就是帖，帖就是碑。其實，碑和帖是兩種東西。

　　關于碑，我們已解釋過，其概念大致已可明確。現在要解釋這個帖字。從最初意義的帖，演變到碑帖之帖，這中間有幾百年的歷程。許慎《說文》給帖字下的解釋是“帛書署也”。這個解釋不太好懂，我們參考劉熙《釋名》關于署字的解釋，他說：“書文書檢曰署。”清人王啟原用現代語譯解道：“書文書檢者，題文書封面也。”這樣，我們才可以了解，凡是題一切文書的封面，就是給它加個標題，稱為署。封面是簡牘的蓋版，古人稱為檢。如果給帛書加標題，就稱為帖。可知署是大名，帖是署的一種。帛書上的標題，大概也是加貼一條織物，故帖字從巾旁。唐徐浩《古跡記》云：“開元十九年二月，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王羲之正書扇書一紙，其褾是碧地織成。褾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此所謂褾頭，即是帖。但徐浩時這個帖的意義已有改變，故稱作褾頭了。

　　梁武帝與陶貞白有許多書信來往，討論書法，其中屢見帖字。陶書有云：“適蒙復給二紙，伏覽標帖，皆如圣旨。”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又云：“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武帝書中有云：“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又梁中書侍郎虞和《論書表》有云：“范曄裝治卷帖少勝，猶謂不精。”以上這些帖字，都是在古人墨跡前加題署的意思。從“首帖亦謂久已分本”這一句看來，可知這個題署還說明此墨跡原件已被人分為數本，不是全璧了。

　　唐武后時，武平一作《徐氏法書記》，記載他見到的幾卷王羲之章草書“多于其側帖以真字楷書”。這是說有人在王羲之草書墨跡的每字旁邊用正楷注釋。這個帖字的用法是前所未見的，但意義還是出于題署。

　　從齊梁到初唐，都沒有把古人墨跡稱為帖的。計數單位一般都用紙、卷、帙。例如陶貞白書云：“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后又治廉瀝貍骨方一紙，右四條非右軍書。”梁武帝覆書云：“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唐初褚遂良抄錄其在御府所見王右軍墨跡目錄，分正書五卷，草書五十八卷，都是取開頭數字為目。如正書第四卷的內容為“周公東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尚想黃綺七行，基田丙舍伍行。”由此可知初唐時還沒有給事帖、墓田帖這樣的名詞。但是，“正書都五卷”這個標題下有小注曰：“共四十帖”，而在“草書都五十八卷”下卻沒有注明帖數。這個帖字已從題署的意義演變為計數單位。正書五卷共收右軍墨跡十四段，每段有一個題署，故曰十四帖。今本作四十帖，顯然是誤文。

　　大歷四年，竇蒙為其兄暨的《述書賦》作注，詳記當時所存魏晉以來名家書跡，大多舉其紙數行數，例如記王道子的書跡云：“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凡七行。”也有用帖字的，例如記庾亮的書跡云：“今見草書五紙，行帖共八行。具姓名草書又一紙，十一行。”又記王志書跡云：“今見具姓名行書三帖共七行。”從這條記錄可知三帖不等于三紙，因為總共只有七行字，而分作三帖，則一帖大約即是一段，也就是一個標題。

　　元和三年盧元卿記錄他所見官庫中殘存的王羲之書跡一卷，有標題曰：“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書一卷四帖”。又一行曰：“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裝”。據此可知，以一段為一帖，貞觀時已行用了。

　　開元十年，何延之撰《蘭亭記》，敘述李世民遣監察御史蕭翼到會稽去，向辯才和尚賺取蘭亭序墨跡的故事。此文中用帖字，皆與前代不同。如云：“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又曰：“頃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又曰：“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日：“蘭亭”，同時人張懷瓘《書估》有云：“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據此可知當時以右軍零星小札為偏帖，然則樂毅、黃庭等整篇墨跡，應該是正帖了。以上這些帖字，已純然是個名物詞，可以給它作一個新的解釋：“凡古人名人書法之可以供人臨寫者，謂之帖。”這樣用法的帖字，始見于開元或稍早一些，但在太宗高宗朝，肯定還未見。何延之文中所用帖字，都不是貞觀年間文士的語言。

　　直到唐末(乾符中)，張彥遠作《右軍書記》，記錄了他平生所見王羲之書四百六十五帖的全文。其第一部分就是《十七帖》。張氏有小序云：“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后人亦有取帖內一句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這段小序非常重要，它告訴我們，標題帖名是后人之事。我們現在查考帖字的用法，開元天寶間正在轉變。從何延之的文章中，可以推測《蘭亭帖》這個名稱，當時已成立。到張彥遠的記錄中，又出現了《十七帖》，可知他所謂“后人”，必指開天以后。

　　碑是石刻，拓打其文字，以供臨寫。帖是絹素或紙本的墨跡，響搨(影摹)其文字，以供臨寫。碑本是黑紙白字，帖本是白紙(或黃紙)黑字。這是唐人所知道的碑帖之分。

　　響搨是很費工夫的技術，而且從原跡影寫出第一個搨本，再從第一個搨本影寫出第二個搨本。輾轉鉤摹勢必愈來愈失真。因此，有人仿刻碑的辦法，把原跡鉤刻在石上。據說唐玄宗李隆基曾把《蘭亭序》刻在白玉石上，置于學士院中，打本賜朝臣。至五代石晉時，契丹入侵長安，此石為耶律德光取去。至定州，德光死，此石流落民間，為士人李學究所得。宋初，宋祁官于定州，訪得此石，置于公庫。于是有拓本流傳，所謂《定武蘭亭》也。

　　《蘭亭序》的拓本，已是黑紙白字，然而仍稱之為《蘭亭帖》，于是碑與帖的概念開始混淆了。南唐后主李煜曾匯編古代名家書跡，刻之于石，號稱《澄心堂帖》，這是叢帖的創始。這部帖至今已無傳本。宋太宗趙炅亦愛好書法，派人訪購流失在民間的歷代法書，編為十卷，淳化三年刻于棗木版，秘藏宮閣中，只有宰相大臣，才能享受賞賜一部拓本的恩典。這就是現在所謂《淳化閣帖》，簡稱《閣帖》。從此，歷代有人編刻叢帖。明陳眉公刻《晚香堂帖》，董其昌刻《戲鴻堂帖》，清乾隆帝刻《三希堂帖》，于是帖字的意義又有了發展，凡是把許多名家的字跡刻在石上或木版上的，都稱為帖。

　　碑與帖的第一義已經混同了。現在，我們要區別它們，只有尋找別的特征。我們可以說：碑上刻的是傳記文，是作為一種歷史文獻而刻的，并不是為了書法優美，供人臨寫而刻的，帖則是完全為了書法優美，供人臨寫而刻的。這一區別，本來很清楚，一說就懂。但是，由于碑上的字都是當時著名書家所寫，刻碑的本意雖然不是為書法，可是到了后世，碑文已失去其作用，而字跡卻為學書者所重，實際上這塊碑已只有帖的作用了。例如虞世南寫的《孔子廟堂碑》今天我們只重視它的字跡，而不顧這篇文章的內容了。學習書法的人，臨寫《廟堂碑》，叫做臨碑;臨寫《蘭亭序》，叫做臨帖，內行人還能作此區別，而一般人則統稱為臨帖了。非但如此，從宋以來，有許多人干脆把碑也稱為帖，例如《石鼓文》和《秦泰山刻石》，都是碑，而秦少游在他的《法帖通解》中卻說是《史籀、李斯二帖》。從此碑帖這個名詞，幾乎成為單一的概念了。

　　但是，到清代中葉，包世臣作《藝舟雙楫》，竭力提倡書家要多臨碑，少臨帖。他以為碑字多篆隸真楷，有端莊剛健之氣;帖字多行草，氣骨柔弱。學習書法，應當從臨碑入門，打好剛健的基礎，然后學習行草書，不致柔媚無骨。他以為碑都是中原古刻，特別重視北魏碑的書法，因此他以碑字代表北派書法，帖大多是南朝文人的字跡，他就以帖字來代表南派書法。北碑南帖，成為書法藝術的一個新詞語，于是碑帖二字，又產生了新的意義。我們說某人是臨碑的，這是說他寫的是篆隸真楷;如果說某人是臨帖的，這是說他寫的是行草書。

　　(《文史知識》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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