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盛行，“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輔”(《法琳別傳》卷上)。在數以萬千計的僧侶中，有潛心于佛學禪理的名德高僧，也有往來于宮廷府第間的政治和尚。而頗令人感興趣的是，還有一批或滿腹詩書文章學問，或精通琴棋書畫藝術的“藝僧”，他們雖身披緇衣，卻不重誦經坐禪;雖托身沙門，卻以學問、藝術名重社會。解剖這些藝僧的人生道路，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一

　　藝僧，只是一個籠統(tǒng)的稱呼，是對那些于佛學之外另有所長的僧人之統(tǒng)稱。藝僧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主要有：

　　1.詩僧　唐代吟詩之風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不少僧人亦學詩善詩，僅被《唐才子傳》冠以“詩僧”之名的就有惟審等45人。這還未包括當時一些最著名的詩僧，如“西游京師，名振輦下”(《劉夢得文集》卷23)，一生賦詩2000首的靈一;被譽之為“詩匠”(《鑒誠錄》卷5)的貫休;“每有賦詠，輒為工文者所吟諷”(《宋高僧傳·玄晏傳》)的玄晏等等。不少詩僧還有詩集行世，如寒山有《寒山子詩集》，收詩300余首;貫休有《禪月集》二十五卷;皎然有《杼山集》十卷。詩僧不僅寫詩，還選詩評詩，從事詩歌的理論探討。如皎然有《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評古今人詩，被稱為“皆議論精當，取舍從公，整頓狂瀾，出色騷雅”(《唐才子傳》卷4)。

　　2.文僧　詩僧之外，還有不少僧人以文章名揚海內而為人所推崇。“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為文。吳僧皎然，亦名晝，盛工篇什……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唐國史補》卷下)。他如靈一，“文章遍墨卿”(《唐詩紀事》卷47);曇一，頗負文名，與賀知章等“為儒釋之游，莫逆之交，其導世皆先以文行”(《佛祖歷代通載》卷14)。這些文僧不僅“風儀甚雅，談笑多味”(《劉夢得文集》卷23)，而且“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唐摭言》卷13)，甚至“以文章應制于朝廷”(《唐詩紀事》卷74)，文名播于四海。

　　3.儒僧　僧人原本應研習經律，而不少僧人卻專心儒學，博通經籍，造詣頗深。如簡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皇甫持正集》卷2);知玄，“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宋高僧傳·知玄傳》)。

　　4.琴棋僧　唐詩中，屢屢可見對一些精于琴棋之道的僧人的描述。如李白曾寫過一位善琴的蜀地僧人：“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叫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云暗幾重。”(《李太白全集》卷24)張瀛也曾寫一位琴棋俱精的僧人：“我又聞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師棋一著，山頂坐沈紅日腳。”(《唐才子傳》卷10)這些琴棋僧的技藝之高超令人嘆止。

　　5.書僧　唐代書法興盛，不少僧人筆力深厚，享有盛譽。如慧頤“草隸筆功”，“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zhí)筆紙”(《續(xù)高僧傳·慧頤傳》)。智永精書道，著名書法家虞世南拜其為師(《隋唐嘉話》卷中)。貫休“工篆隸”(《唐詩記事》卷75)。懷素更是著名書法大師，“江嶺之間，其名大著”(《顏魯公文集》卷5)。

　　6.畫僧　唐代寺廟林立，佛寺四壁往往繪有以佛教為內容的彩畫，其作者除世俗畫家外，亦有僧人。如貫休擅水墨畫，他所畫羅漢，面貌奇險雄渾，別有風格。彥悰著《后畫錄》，專對各種畫派、名家進行評述。

　　7.術僧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陰陽歷法、天術數算等自然科學被稱之為“術”，唐代僧人中，精于“術”者不在少數。著名者如一行，“明陰陽律歷”(《大唐新語》卷1)，“博覽無所不知，猶善于數，釣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酉陽雜俎》卷1)。玄宗時，一行主持修訂歷法，進行了中國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地理緯度測量，在世界上第一次測出了地球子午線的長度，修訂出更準確的歷法《大衍歷》，他還曾創(chuàng)制黃道游儀，改革天文儀器，在天文領域中取得了舉世聞名的成就。

　　8.園藝僧　寺院多有園林，一些僧人伺弄花木，亦成一技之長。如長安慈恩寺老僧善植花卉，培育的牡丹名動京師，其大者“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其中“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劇談錄》下卷)，可謂是中國花卉培植史上的珍品。

　　除上述列舉的之外，還有茶僧、藥僧等等。這些僧人或長于一技，或兼通數藝，并因此而名重社會，成為唐代僧人中一個特殊的階層和組成部分。

　　二

　　那么，為什么唐代會出現這么一大批藝僧的呢?究其原因有二。

　　從主觀上看，藝僧中不少人有很好的家學淵源和文化素養(yǎng)。有的出身于儒學世家，如詩僧皎然本系南朝名詩人謝靈運十世孫。法琳是“晉司空陳群之后也，自梁及陳，世結纓冕，愛祖及伯，累世儒宗”(《大正藏》卷52)。法欽，“門地儒雅，祖考皆達玄儒”(《宋高僧傳·法欽傳》)。凈業(yè)，“族著天水，代家南陽，冠冕相輝，才名繼美”(《全唐文》卷306)。有的原本就是文人儒生，只因或宦海風波、仕途坎坷，或名落孫山、科場失意，而投身佛門。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因參與反武則天事件失敗而遁入寺院為僧;玄宗朝中書侍郎徐安貞，“以林甫之故，避罪衡山岳寺”(《唐詩紀事》卷25);徐凝因仕途坎坷，感嘆“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僧偶見招，覺后始知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同上書卷52)，而皈依三寶。有著同樣經歷的陳淑說得更坦率;“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復。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同上書卷66)尤其是安史之亂后，社會動蕩，不少僧家知識分子也和平民一樣，備受流離之若，為求寄托，遁入佛門。因此，《唐才子傳》在論及文人儒士出家為僧時曾說：“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湖之客，往往裂冠裳，拔矰激，杳然高邁，云集蕭齋。”“為憂苦流寓之思，乃寄興于江湖僧寺。”(《新唐書·五行志》)這就是相當一部分儒家知識分子寄身佛門的真實寫照。他們出家后，生活相對安寧，有充裕的時間，從而給他們鉆研學術、從事創(chuàng)作、擺弄技藝提供了良好條件，形成了一批精于詩書文章、琴棋書畫、天文歷算的各種藝僧。

　　從客觀上看，唐代社會文化發(fā)展程度較高，以詩歌而言，上至帝王公卿，下及工商百姓，都能吟誦一二，僧人受此影響，也去學詩吟詩、舞文弄墨。同時，寺院環(huán)境清幽，為文人學者樂去之處，使僧人與他們交往頻繁。從史書記載的情況看，幾乎唐代所有知名的文人學者都和僧人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他們有的曾寓居佛寺，如李白曾在綿州大明寺讀書;李紳在無錫慧山寺讀書;杜甫自稱“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杜工部集》卷11);顏真卿常“憩于西林寺”(《顏魯公文集》卷6);韋應物曾在善福寺寓居兩年。有的和僧人談詩論文，交流技藝，如韓愈和僧人“促席按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東坡七集·東坡應詔集》卷10);柳宗元和文僧浩初往來甚密，成為莫逆之交;詩僧齊已稱詩人鄭谷為“一字之師”(《唐才子傳》卷9);廬山僧人景玄攜詩求教于劉夢得;白居易詩集中與僧人酬唱之作有150余篇，與幾十個僧人有過文字之交。有的在生活、仕宦等方面得到過僧人的幫助，如李端，“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唐才子傳》卷4);鄭虔學書法，家貧無紙，借居慈恩寺，取寺中柿葉學書。更有的原本就是僧人，如賈島，其詩受韓愈賞識，“去浮屠，舉進士”(《唐才子傳》卷5);又如劉軻，“少為僧”，后“進士及第，文章與韓柳齊名”(《唐摭言》卷10)。僧人和名家學者的種種聯系往來，既為成僧人注重學習的客觀因素，也為藝僧們提高藝術水平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正是上述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使唐代僧人特別注重文化素養(yǎng)的提高，并在此基礎上涌現了一批精于各種技藝的藝僧。

　　三

　　藝僧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而一旦在僧人中形成了特殊的藝僧階層后，他們又對唐代社會產生了遠甚于一般僧人的重要影響。

　　其一，推動了儒佛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佛教自傳入中國始，就不斷遭到儒家的攻擊、斥責，從南北朝到隋唐，以儒學反佛者不乏其人。因此，佛教要在中國站住腳，就必須吸收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文化，才能為社會接受和認可。有唐一代，佛教吸取儒家思想的例子很多，如法慎“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下言依于禮，佛教儒行，合二為一”(《宋高僧傳·法慎傳》)，就是一個典型。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實際上就是儒佛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藝僧以其特殊的身份——學者(或詩人、畫家、音樂家等等)兼僧人的雙重身份，或運用他們的才學技藝，闡釋佛理，勸人入佛;或通過與儒家士人的密切交往，溝通儒佛文化。如詩僧皎然，“凡所游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宋高僧傳·皎然傳》)。又如被白居易稱之為“以詩為佛事”的僧人道宗，也是“旁延邦國秀，上達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后令入佛智”(《全唐詩》卷444《題道宗上人十韻》)。這里，我們不妨以盛唐著名詩人岑參為例作一番剖析。岑參因仕途坎坷而心情苦悶，“謫官忽東走，王程苦相仍”，但欲拋卻仕宦似又頗感矛盾，“欲去戀雙樹，何由窮一乘”(同上書卷198《出關經華岳寺訪華云公》)。作為一個詩人，他只能以詩的形式抒發(fā)自己的這種內心情感，而詩人的這種情感也只有善詩、懂詩者才體會得更深刻。這時，一位“賦詩人則稱”的詩僧與岑參相識了，共同的愛好，縮短了兩人的心理距離。同為詩人，這位僧人更能理解岑參的內心痛苦與矛盾，而岑參也更能接受由詩所表達的佛理。終于，使岑參“久欲謝微俸，誓將歸大乘，愿聞開士說，庶以心相應”(同上書卷198《寄青城龍該奐道人》)。一個受儒家文化教育的詩人在詩僧以詩牽勸之下，認同并接受了佛教。

　　當這些儒家士大夫從思想上接受佛教后，他們便需要將過去接受的儒家思想和新接受的佛教思想調和起來，于是，或說：佛教“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柳宗元集》卷25)。或認為：“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白居易集》卷68)顯然，藝僧們特殊的勸佛形式，以詩勸佛、以畫勸佛、以琴勸佛……把佛理蘊藏于中國文化之中，其本身就是一種絕妙的儒佛文化交流，而這種儒佛合一的勸佛形式，又易于為有著深厚文化功底的儒家士大夫所接受，從而在更為廣泛的層面上推動了儒佛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其二，繁榮了唐代文化。藝僧是僧人，他們要勸人入佛;但藝僧又是特殊的僧人，即同時又是學者、詩人、畫家、書法家等等。藝僧運用各種藝術形式勸佛，但并不是所有的藝術活動都具有宗教意義。他們的學術成就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成果，不論是否具有佛學色彩，都繁榮了唐代文化，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名篇、名章、名貼、名畫……成為唐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詩僧皎然，遠承祖輩謝靈運之詩風，清新秀逸，《抒山集》十卷中不乏這樣的佳作名篇，與王維等詩人共同發(fā)展了唐代山水詩，在文學史留下了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詩歌理論著作《詩式》，對唐代山水詩派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總結，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情、景、意境等進行了分析，豐富、發(fā)展了我國的詩歌美學。顯然，皎然的這些成就已超出了佛教領域，而成為唐代文學的一部分。他如一行的天文學成就、懷素的書法、寒山的詩、貫休的畫等等，在中國科技史、書法史、文學史、美術史上都留下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封建文化高度發(fā)展的時期，其中也包含著藝僧們的辛勤勞動與智慧結晶。

　　綜上可見，唐代藝僧的特殊身分使他們在唐代社會中產生了雙重影響。當他們以僧人的面目出現時，他們以別具一格，融佛理于中國文化形式之中的方法勸人入佛，推動了儒佛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當他們以文人學者的面目出現時，又在文學、藝術、科技領域中辛勤地創(chuàng)作、研究，繁榮了唐代文化。而這，恰是一般僧人，甚至精研佛理的名僧都難于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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