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甲骨文只是簡單的先民生活的早期創造，那么，到了商、周時代，隨著生產的發展，生活日趨復雜，隨著社會的前進，文字也就更趨向復雜化。單純的“象形”和“指事”文字，已經不夠用了，于是筆畫增加，由簡而繁，在字形方面，也演變成不同于甲骨文的“籀篆(大篆)”這種今天同樣難認的字。

　　大篆在今天，我們僅能從商、周遺留下來的銅器銘文、石刻、或當時的貿易媒介“泉”、“布”(貨幣)中看到。不但看到字的結構比甲骨文復雜的特點，還可以看出以刻劃出來的直線為主的甲骨文線條，演變為以有波折的曲線，筆劃頓挫、乃至出現捺形的特點。文字的圖案裝飾風格更加成熟，和銅器的造型及花紋組成了和諧莊重的視覺感受。《周禮》提到教育貴族子弟的“六藝”其中之一就是教識字和寫字的“書”。商、周到春秋戰國的銅器(主要是禮器和祭器)銘文，都是精心構思的藝術作品。商、周以至戰國，是我國古代文化飛躍發展的時期，貴族統治階級特別重視禮教秩序的建立，書法上的整齊、莊重和裝飾性，是適應上層社會需要而產生的。

　　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書法有自己的風格，從刀幣上看出，富國強國，書法整齊健美;弱國小國，書法潦草纖弱。書法和社會經濟也有關系。

　　《石鼓文》是秦統一以后改大篆為小篆的濫觴，是研究小篆來源的資料。從石鼓文的書法氣魄看，仿佛能見秦國當時雄健勇武的精神，秦始皇的興起，是有它的精神基礎的。

　　秦滅六國，書法統一為政府頒布的小篆，小篆取代了六國根據自己習慣和好尚創造的各種雜亂的大篆書體，出現了結構更加謹嚴，用筆更加齊整的新書風。小篆的出現，似乎失去了秦立國以前《石鼓文》時代的秦人氣魄，但這種嚴謹整齊、一絲不茍的規范化風格，正是大一統后要求秩序整齊劃一的象征。秦相李斯是個大書法家，曾親筆為秦始皇記功的嶧山、泰山等六處刻石書寫頌詞。這一方面是一種歷史紀念性的創作，另方面也是秦立國后，統一文字的示范。

　　統一后的秦帝國，在歷史上是一個飛躍時代，公牘和文字的需要，日益繁迫，循規蹈距的小篆，無法適應時間迫促的需要，同時由于筆墨的改進，于是產生了由繁復簡的另一次書風的躍進——隸書。

　　隸書當時視為下等人的書法，不講究整齊嚴謹，只是為了便于書寫。但是正如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制作彩陶一樣，實用的軀殼還需美的靈魂，于是書寫在竹、木簡和布帛上的隸書，在一定的規律下，發揮出奇恣馳縱的筆意。由于最初是流行于“下等人”之間的簡化字，所以它不需要峨冠博帶，一絲不茍。因此，它更容易普及于廣大人民之間。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有群眾基礎，它逐漸取代了自上而下的、由短暫的秦政權頒布的小篆書風。到了漢代，隸書就成為被正式承認的書體。

　　只適用于有學問的貴族社會的古代篆書，演變為當時認為簡便易寫，活潑多姿的隸書。這種新書體，在結體上出現了帶轉折的方化(如變為日)，用筆上出現了帶頓挫波磔的線條。這種變革，奠定了以后真(楷)書和行、草書日益發展的、變化無窮的書法美學，并且影響到中國畫線條的無限美妙的變化。

　　漢初還是隸篆兼行的時期，但那時的篆書，沖破了小篆的嚴格規律，和隸書的筆法及方形的體格溶和，而形成了裝飾性的書風，在瓦當、磚刻和漢銅鏡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變化自在的、具有高度美感的漢篆風格。元吾邱衍說：“漢篆多變古法。”(《學古篇·三十五舉》)。這種多數為了在裝飾場合用的漢篆，正是基于漢初人的神仙崇拜及黃老思想的影響，在美學上的一次解放。“變古法”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新興隸書已經達成了文字的實用任務，離時代較遠的篆書，就逐漸成為書法藝術而存在了。

　　從近年大量發現的漢代木簡和帛書看出，隸書在漢代用筆活潑，結體變化多樣，一般隸書還帶有“如云行水流”的行書意味，這和前人僅能看到的東漢晚期碑刻的隸書不同，碑刻上的隸書，是出自文人之手而又經過鐫刻入石的，自然比隨意用毛筆書寫的隸書刻板規矩得多。明、清以前，特別是唐人的隸書，由于沒有看到寫在木簡和帛上的漢人隸書，只是模仿碑刻，所以便失去了漢隸自由變化的多樣風格，而變為刻板的、規格化的隸書。我深信在簡、帛書大量發現的今后，作為書法藝術的隸書，將發生豐富的變化。視野的開擴，影響到時代風尚，這也是藝術規律之一。

　　碑刻不同于普遍簡牘，它需要更工整、更莊重。東漢的富貴人家，生活奢侈，好名成風，個人記功，祖宗立碑，都需要書法藝術來抬高身價。“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文心雕龍》)，《蔡邕集》中碑文約占一半，蔡邕當時是個大書法家，他為十五歲的袁滿來和七歲的胡根作碑文，自然得到家屬的大筆酬勞。《三字經》中說“頭懸梁”的孫敬，家貧苦學，后因善書法而致富。社會風氣導致了書法的流行和發展。

　　真(楷)書當時叫做“今隸”，“建初(東漢章帝)中，以隸書為楷法，……鐘(繇)王(羲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夫以古法為隸，今法為楷，可也”(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楷書其實就是在隸書基礎上加以變化，省改波磔，增加鉤趯，使它更便于書寫。同時紙的改良和廣泛使用，也使筆墨發揮了滋潤，圓轉的特長，改變了簡帛的局限。這就使書法藝術又進了一步。與楷書差不多同時的行書、章草(隸書的簡化與速寫)的出現，推動了魏、晉書法的飛躍發展。曹魏時代的鐘繇、東晉的王羲之，都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人物。被稱為“書圣”的王羲之，以瀟灑出塵、變化莫測的筆墨和章法為世所重。王羲之生活在新開發的富庶的長江流域，士族們重玄學、尚清談、慕老莊的時代，來往的又是當時的過江名士，時代特征和王羲之的放達個性，自然寫不出鐘繇那種質實含蓄的書體，而發揮了他自己“煙飛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唐太宗《晉書·王羲之傳論》)的神妙筆墨。拿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如陶潛的詩、顧愷之的畫來看，同樣都表達出遒媚婉妍、內蘊綿緲的時代風尚，與稍后的謝靈運山水詩、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具有同樣的精神格調。

　　和南朝對峙的北魏、北齊、北周，由于地理和風習關系，書體和南方明顯不同。現存的北碑，其筆氣渾厚、意態跳宕……寓變化于整齊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內”(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這種風格大概與漢士族歸附鮮卑拓跋族統治者后，兢兢業業的謹慎態度有關。這一時期，楷書正在成熟階段，但北朝的書法較南朝發展得慢。清阮元說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這指一般碑刻而言，北碑如《石門銘》《鄭文公碑》等，卻是“飛逸奇渾”“骨高氣逸”(均見《廣藝舟雙楫》)。清中葉以后，考據之學大盛，北碑的發見日多，近代人學北派的也多起來。北朝末年，西魏攻南朝的江陵，梁朝戰敗，文士庾信和書法家王褒被俘入長安。這位在南朝并不處于最高地位的書法家王褒，卻大受北人歡迎，“貴游等翕然并學褒書”(《周書·王褒傳》)，成為風氣。連北朝著名的書法家趙文淵也因不合時尚而改習王書，可見北朝對于晉宋以來的南朝書風原是十分喜好的。

　　隋唐楷書主要是承南朝的舊規，歐(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雖然開創了唐代書法的規模，但也只是繼承晉南北朝的風范。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局限了初唐書法的發展，特別是唐代以科舉取士，書法受到科舉制度的束縛，日趨板刻和模式化。但盛唐以后，草書卻來了一個突破，張旭、懷素打破了以前草書家的框框，用狂縱的筆墨，使草書藝術提高到新的高度，開后世狂草的新路。“后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新唐書·文藝志》)，明王世貞評懷素草書，“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王羲之以后又一飛躍。顏真卿初學羲之，其后卻破壞了王書風格，自開端莊雄偉、氣勢開張的顏體，為后世所宗。顏的楷書，想用氣勢來矯正初唐的柔婉，跟張旭懷素想以狂草來打破初唐書家的方正一樣，前人把張旭的草書與李白歌行、公孫大娘劍器稱為“三絕”，正是安史之亂以前虎虎有生氣的大唐文化的表現。

　　如果說唐人的書法謹守晉人格律，那么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等書家則以“偏斜拖沓”的用筆一變唐風。蘇軾自稱“自出新意、不踐古人”，但他還是脫胎顏真卿、李邕。山谷“大書酷仿《鶴銘》，狂草報擬懷素”(明王世貞語)，其實他“以側險為勢，以橫逸為功”的特點，還是自家面目。米芾書“如乘駿馬，進退裕如”(宋高宗趙構《翰墨志》)，其實他是“善摹各體”(清·劉熙載《藝概》)。這些杰出書家的共同特點，都是要打破唐人框格，而在禪宗和理學流行的風氣下，“自立門戶”、“不落窠臼”的思想，就表現在書法上。“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這是黃山谷以禪來解釋書法的例證。

　　盡管明清以來的書法家代有其人，但科舉制度所提倡的臺閣體，拘束了書法的發展。在明清易代的動亂時期，出現了象黃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鐸、張瑞圖等完全蔑視臺閣的杰出書家，這也是適應時代風尚，逆反潮流的演變結果。

　　清初人學董其昌的書體成為風尚，貴族大臣、王公庶子多好董書，其重要原因是：由于董其昌對明末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影響極大，康熙為了籠絡安撫這些明遺民，表示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好感，自己寫董字，也鼓勵別人學董字。時代風尚的背后隱藏著政治因素。

　　近代書法的特點之一是以楷、行為主，篆、隸較少。這是古人考古發掘工作不發達，接觸三代秦漢書體不多的原故。清乾隆以后，士大夫把精力用于考訂訓詁，開始注意到彝鼎文字和金石碑刻，籀篆、秦刻、漢石等大量被發現。于是鄧石如、伊秉綬等篆隸名家同時出現，書法的風氣丕變，后來居上的規律也適應到書法上。清末以來，甲骨文、秦漢簡牘等字體的大量發現，又給今天的書法家開擴了眼界，提供前人未見的借鏡資料。

　　中國書法的演變，因素是多樣的。例如今天的鉛筆、鋼筆、園珠筆等書寫工具，是古人沒有的，也必然影響到今后書法的風格。

　　上面的許多例子也說明，任何新的書風，都不是憑個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不論李斯、王羲之、顏真卿、懷素、蘇軾、米芾……雖然他們都是當時推動書法革新的人物，但他們的成就也都是彼時彼地的社會風氣和物質條件所決定的，還要深深筑基于傳統書法的探索、繼承和借鑒。這一點，是值得今天我們從事書法藝術的朋友深思的。

　　(《文史知識》198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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