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法史上，東晉王羲之被譽為“書圣”。距他生活時代不遠的梁武帝蕭衍預見到了王羲之書法的生命力。他稱贊王羲之的字“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唐太宗李世民傾朝廷之力搜羅王羲之的墨跡，把他的書法看作是“盡善盡美”的典范，甚至親自為他作傳，說自己“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后世書家推許他的書法藝術為“神品”、“逸品”，加上他又是東晉時代的一位大名士，無形中，王羲之的藝術個性形象，幾乎掩去了他作為一個現實的歷史人物的一面。如果我們不再有意無意地步武前人，營造名士風流的神話，則不難在“書圣”的光環背后，看到一個真實而又復雜的王羲之。

　　大凡名流，其生平便每每由軼事和傳奇堆積而成。王羲之(約303—361)，字逸少，因為曾任晉右軍將軍，故又稱王右軍。他是當時的大族瑯邪王氏世家子弟。少年的王羲之性格“澀訥”而不善言談，甚至避免與人交際。有一次在王敦(晉大將軍，王導之堂兄弟，后因謀逆敗亡)家中適逢自己的叔父王導和太尉庾亮來訪，他也要避席而去。可王敦很喜歡他，認為他是王家有出息的子弟。13歲那年，在尚書仆射周顗府中的宴席上，主人把時俗很看重的牛心先割了給他吃。權傾朝野的大名士如此器重一個少年，一時令人刮目相看。太尉郗鑒派人到王家求婿。司徒王導便讓對方自己挑選。王家子弟聽說，都故作姿態，只有王羲之置若罔聞，在東床坦腹而食。郗太尉知道了，說：“這才是我的好女婿呢!”于是選中了王羲之。

　　他是司徒王導的侄子，祖父王正，官尚書郎。父親王曠曾為淮南太守。晉元帝南渡過江建立東晉，王曠是功臣之一。出生在這樣的大族中，可以說是當時成為大名士的首要條件。

　　王氏家族中對王羲之的生活情趣和書法藝術影響最大的，是《晉書·王羲之傳》中沒有提到的王廙。《世說新語》“言語”注引《文字志》說：“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他這位叔父“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晉書》本傳)，可謂多才多藝，而且性格雋率、行為放逸。特別是他的書畫造詣很高。南齊時代的王僧虔在《論書》中說：“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我們不妨看看王廙自己是怎么說的：

　　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可不勖哉!(《歷代名畫記》卷五)

　　后人往往談到王羲之從小跟衛夫人學書法，卻每每忽略了這位對王羲之影響更直接的王廙。

　　那是一個清談、玄言大盛的時代。貴族和名士的人物品藻，便仿佛是一張入世的資格證明。“少有美譽”的王羲之，也這樣步入了社會。仕途對他來說也是順利的。征西將軍庾亮請他為參軍、長史。臨死還上書稱贊他“清貴有鑒裁”。于是王羲之又遷任江州刺史。這時的王羲之，還是以其性格上的骨鯁，“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世說新語》“賞譽”注引《文章志》)及擅長玄言和人物品藻知名于時，而不是以政治上的才略和作為。所以，當朝廷再讓他出任侍中、吏部尚書、護軍將軍等職時，他推辭不就。在這里，可以看出王羲之對自身的困惑。一方面，他對政事是非常關心而欲有所為的;另一方面，時風和他思想個性上的追求又與此相抵觸。才氣能夠等于才器嗎?他的清談朋友揚州刺史殷浩寫信勸他出任護軍將軍之職，把國家的存亡和“美政”放在心上。王羲之回信說明自己“素自無廊廟志”，有心退隱，但還是聽從了勸說。最后擔任了右軍將軍和會稽內史之職。

　　王羲之在入仕的問題上半推半就，試圖在人格完善上和參予政事之間找到一種平衡。他在會稽開倉救災，在沉重的賦稅和徭役問題上與朝廷爭執。另一方面，他一到會稽，就和玄言大名士支遁講論玄理，引為知己，同時對會稽優美的山水，流連忘返。蘭亭聚會，便是他“高尚其志”的明證。永和九年(353)的春天，他和謝安、支遁、孫綽、許詢等名士在蘭亭“修禊”(古時一種春天在水邊嬉游祛除不祥的習俗)聚會，飲酒賦詩，乘興寫下了名傳后世的《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褉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蘭亭序》在書法史“古今莫二”的地位，自有公論。我們在這里倒更應該留心文中透露的思想情緒。這篇文章在當時就出了名，有人把它比作石崇的《金谷詩序》，王羲之對此也很得意。因為它和后者文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情調是相通的。在文人雅集興會上，王羲之竟發出了這樣悲涼的感慨，看似奇怪，其實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實寫照。

　　晚年的王羲之在書法上功力日深。梁虞龢《論書表》：“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羲之夫人的兄弟)，迨其末年，乃造其極。”但他卻沒有把握住(或者說找到)“仕”與“隱”的和諧，內心的天平發生了傾斜。個性上的偏狹與狂傲(這也是大多數名士的通病)使他和一向不和的藍田侯王述發生了直接的沖突。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便在政事和王羲之過不去。最后，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不再為官。這時，王羲之53歲(事見《晉書》本傳及《世說新語》“仇隙”)。平心而論，這場沖突，倒多半是由于王羲之不近人情。梁蕭繹《金樓子·立言篇》曾就此事批評王羲之說：“才既不足，以為高物，而長其狠傲，隱不違親，貞不絕俗，生不能養，死方肥遁。”下語雖苛，但也說出了王羲之的性格弱點。

　　王羲之無法擺脫其性格矛盾而引退，盡管有會稽的佳山水為伴，他同樣無法擺脫心靈中的陰影。《晉書·王羲之傳》里羅列了他外在舉止言行，珍聞軼事，但卻放過了一個“名士”的內心世界。翻開《全晉文》中輯錄的王羲之的雜帖(即書信)，我們便會發現：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何可言，言及惋塞……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鐘，唯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夭命，惋傷之甚，未能喻心，可復如何。

　　群從雕落將盡，余年幾何，而為禍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為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頃遘姨母哀，哀傷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歡，于今皆為愁苦。觸事切人，處此而能命哀側不經于心，殆空語耳。

　　一般說來，書信最能反映出一個人內心的真情實感。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在骨肉和友朋之間、生死茫茫之際情篤意深的真實的王羲之。現存《雜帖》多為王羲之晚年所作，我們也不難覺出他晚年心境的凄涼。雖然王羲之在個性上簡傲不群，但他卻敏感于生活的感情體驗，執著于人生的內在價值的追求。在這里，我們又哪里找得到那種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玄談清高呢?

　　說到王羲之的晚年生活，我們還會注意到，他和一位在山中采藥隱逸的道士許邁過往甚密。史書上說他與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有趣的是，道教甚至把他的名字列于仙榜之中。本來，魏晉名流好談釋道玄理，不足為奇。王羲之與桑門支遁互相標識，尚只是風習所致，雅趣相近。而他和許邁的關系，卻是志趣相投。王羲之對于死與生的意義，相當敏感，已近于宗教意識。王氏家族，又是歷代信奉天師道(道教之一派)的世家。王羲之一家和郗夫人一家都信奉天師道。《晉書·郗鑒傳》說郗愔“事天師道”，“與姊夫王羲之……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公允地說，道教與民間醫術關系甚深，所以對“養生”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史書載王羲之耽于“服食”，我們也可以在他的書信中找到實證：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仆即復是中之者。腸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輒大起，多腹中不調適，君宜深以為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人耳。許君(按此處顯指許邁)見驗，何煩多云矣。

　　……賢妹大都轉差，……以大近不復服散，當將陡厘也，此藥為益，如君告。

　　類似的例子還有。探討王羲之與道教的關系，對進一步了解其性格、心理、乃至與書法的關系(如王羲之和郗愔都為道士寫經)，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課題。可以最后說到的是，《太平御覽》引《太平經》說：“王右軍病，請杜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辛。”杜恭即錢塘杜子恭，是當時有名的道教宗師。王羲之死后，就葬在諸暨縣北的羅山腳下。他的好友孫綽為他撰寫了碑文(《太平御覽》卷47引孔華《會稽記》)。

　　王羲之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的歷史人物。他執著于個性的追求，但這種個性又使他狂傲而偏狹。他認識到清談“浮文妨要”，對政事十分關心，但同時又對玄談樂此不疲。他對死生之道無可奈何，卻又把希望寄托在虛妄的宗教和服食上。他在生活上標榜風骨和脫俗，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是感情痛苦和深沉。在《蘭亭序》里，他強調了放逸縱情的歡愉，結尾又透露出悲觀的失意。也許，一個人對人生的失望正反襯出他對人生的渴望吧。

　　(《文史知識》198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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