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鬧就鬧到天亮。好象有意要跟誰過不去，每天就是胡鬧，直到把自己的身體也鬧垮了才停止。

　　劉淳：咱們倆只差一歲，有些經歷很相似，誰都有不如意的時候，那你為什么喝酒喝得這么兇?在面對現(xiàn)實的時候，你是用酒精來麻醉自己嗎?

　　張曉剛：我上大學的時候不抽煙也不喝酒，以后又抽又喝跟我的遭遇和情緒有關。有了工作有了工資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就開始喝酒，而且每次都是喝悶酒。其實想要的就是那種狀態(tài)，一碗一碗地干，就要那種非常興奮的狀態(tài)，然后能說出特別閃光的語言來。通過喝酒來調動出每個人的激情，很迷戀那種頹廢的感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我們自己的觀念和想法。因為平時我們每個人面對的是現(xiàn)實，而面對現(xiàn)實又是那么痛苦，只有在喝酒這個時候我們才面對我們自己。我們喝酒喝到這個程度，就是要保持或找回我還能感覺到的那點兒東西。 劉淳：這個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其實你還是個有追求的人，不是簡單地用頹廢之類的詞就能代替的，后來是不是喝酒喝得胃口出了毛病?

　　張曉剛：當時胃里的毛病已經很嚴重了，那時我的體重才52公斤。83年底的時候，我的同學楊謙來昆明，大家有聚在一起喝酒，又喝了一個通宵。當時坐在一個角落里就感覺不行了，馬上就要死了。從那天開始就沒有恢復過來，一點東西都不能吃，水也不能喝，大便還帶血。然后就去醫(yī)院看醫(yī)生，一檢查才知道是胃潰瘍，大夫讓我立刻住院治療。我有位好朋友，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老中醫(yī)，他有一個偏方讓我用，但吃這個中藥很痛苦，有一個星期就象死掉一樣的。當時我還正想體驗死亡的感覺，然后就按他的要求每天服用。哎吆，那一個星期真跟死去一樣，躺在床上整個人迷迷糊糊的，就象喝得爛醉一樣。然后再去住院治療，住了兩個月醫(yī)院，加上中醫(yī)的調理就好了。當時也有很多體驗的東西在心里，對人生的看法很絕望，作品不能參加展覽，沒有人來關注我們，我們與所有人的關系又那么緊張。在醫(yī)院住院期間，我可以將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進行一次清理。

　　劉淳：怎樣進行清理呢?

　　張曉剛：重新看一些書，或者叫翻過頭來重讀，再看一些大師的作品。作了好多筆記，可惜全部都遺失啦。 再加上我住的那個病房是個重病房，幾天就要死掉一個人。這種感覺你是在任何地方找不到的。我還和醫(yī)院里的醫(yī)生處的很好，她們對我非常照顧。我唯一向她們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看一個人臨死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后來有這樣的事她們就告訴我，然后我就去看，哎呀，實在是太恐怖啦，簡直是受不了，包括到停尸房，剛剛死去的人放在那里，我都可以去看。其實我是在體驗那種死亡的感覺。那時就開始畫一些小的素描。當時可能我還有其它的一些苦惱，就是脫離不開原來在四川美院的那些東西，到昆明幾年了，畫些東西還是找不到感覺。所以當我在醫(yī)院里親眼目睹了死亡以后再畫那些小的素描時，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覺。很多人都非常喜歡我的那批素描，我覺得我的那批素描我是付出了代價的，用自己真實的身體去體驗那種東西。

　　劉淳：體驗死亡是你的藝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了嗎?

　　張曉剛：是這樣的。一個活生生的人每天在病房里，在白色的房間中在白色的病床上吃著白色的藥片，于是就有了一組令人恐怖的素描。畫面上魔鬼形象縈回于病床和纏繞著靈魂的墜落的白床單之間。與此同時，我感到，人類的愛被分為兩半;一半依戀色彩繽紛的人生，一半則不由自主地向往死亡。由此而思考生命與死亡那偉大的存在。出院以后有又畫了一批油畫。當時也沒太在意，隨便畫在紙上，木版上，很多都遺失了，有些畫完就仍掉了，很可惜的。現(xiàn)在我手里面還有七、八張吧。總之對我來說還是屬于實驗階段，而且試驗了好幾種風格。拼貼、版畫，還做過雕塑。我覺得我能做的都盡量去做，去嘗試。還用許多材料拼貼成各種各樣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一次性的，做完了也就完了，也就仍掉了。

　　劉淳：這批東西的出現(xiàn)是不是意味著你真正脫離開鄉(xiāng)土的東西?

　　張曉剛：因為我相信直覺里依然會擁有一個完整的秩序，我們的許多恐慌和疑惑都將在　　這個秩序的展開中消失殆盡。有了這樣的思考之后還在藝術上找到了感覺，從而使我很自然地進入了超現(xiàn)實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影響下的又一個實驗階段，也使我徹底地脫離了鄉(xiāng)土的東西。

　　劉淳：就是說超現(xiàn)實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這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你都喜歡?

　　張曉剛：我都喜歡，而且非常喜歡。其實我是一直在尋找將這兩種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方法。但是我找不到，就將這兩種東西混合在一起。我以我的生命體驗和人生的思考將藝術帶進一個新的時期。

　　劉淳：在昆明你幾乎每天都和毛旭輝、潘德海他們在一起，為什么沒想著搞一個展覽呢? 張曉剛：搞啦，后來搞了一個“新具像”的展覽。

　　劉淳：“新具像”展覽是你們第一次以群體的面貌出現(xiàn)吧?

　　張曉剛：還不太明確群體的概念，那是85年寒假的時候，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美術系讀書的云南人張隆回昆明休假時看了我、毛旭輝和潘德海的畫特別激動，提議到上海去辦一個展覽并且由他來聯(lián)系展廳。費用全部是自己掏。經過一番周折和難以想象的困難，那個《云南·上海“新具像”畫展》終于在上海靜安區(qū)文化館展出。參展者除我們上述四人外，還有侯文怡和徐侃。記得當時我們每人出一百塊錢，這個數(shù)字在當時是不算小的。然后我就沒錢了，上海也沒有去，毛旭輝和潘德海去了。在上海展出后又去了南京，在南京又做了一次展覽。這是我們云南的幾個朋友和上海朋友聯(lián)合的第一次以民間的形式舉辦的展覽。

　　劉淳：這個“新具像”的名字是誰起出來的?

　　張曉剛：“新具像”的名字是上海的侯文怡提出來的，大家憑直覺認為不錯，就采用了。 劉淳：好象這個展覽在85?美術新潮時期是比較早的一個展覽?

　　張曉剛：這個“新具像”展是85?新潮以來最早的一個群體展覽。

　　劉淳：那時所謂的“新具像”是不是標志著云南這幾個藝術家已經是一個群體了?

　　張曉剛：有這個積極的因素，因為86年在珠海召開的“現(xiàn)代藝術討論會”也給我們發(fā)邀請了，毛旭輝代表我們云南方面去參加的會議。從珠海回來后，大毛很激動，給我們傳達了會議的精神，并一再強調我們也要成立一個藝術群體。那時全國各地的藝術群體有不少了，如浙江的“池社”，哈爾濱的“北方藝術群體”等等，《江蘇畫刊》也大有支持現(xiàn)代藝術的辦刊趨勢，《中國美術報》也是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一面旗幟。感覺我們的時代已經來了。所以我們決定繼續(xù)保留“新具像”的旗號，并成立“西南藝術群體”。然后在大毛家里開了好多會，寫了好多文章，又向全國發(fā)消息。最后決定在昆明圖書館搞一個文件性的展覽。

　　劉淳：那個展覽是不是第二屆“新具像”展?

　　張曉剛：是的，當時“云南藝術群體”成立后，有的人提出“新具像”這個名字不能丟，所以就在云南圖書館搞了一個“第二屆„新具像?藝術文件展，大家拿了一些作品的圖片，藝術筆記等掛在那里展出。每人還寫一篇論文，在會上宣讀。來了好多人，四川的，昆明以外的。大家特別激動，展覽搞得非常成功。

　　劉淳：新潮美術初期的時候你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

　　張曉剛：新潮后期我成了一個很消極的人，我覺得藝術主要的是靠你一個人去做，你的人生經歷以及你的人生體驗，你對社會的和文化的看法和認識等等。而不是靠某種潮流啊、幾句口號啊什么的。

　　劉淳：后來你怎么就調回四川美術學院去了呢?

　　張曉剛：1985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就給四川美院代課啦，開始時是重慶、昆明兩邊跑，86年的十月正式調回去當老師。四川美院要成立師范系，要調一些老師回去上課，主要是要77級和78級的學生回去，這樣他們要我，我覺得回學校當老師也不錯，總比在昆明歌舞團當舞美好得多，再加上那幾年混得很不好，喝酒又喝成那個樣子，在昆明又那么壓抑，換一個環(huán)境也許會好一些。

　　我在85年的下半年基本上沒畫畫，原因是我畫的時候特別的痛苦和絕望。我覺得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在那個時候已經走到了一個盡頭。我感覺我所理解的存在主義的那種絕望的東西已經走到個人主義的邊緣。我理解的藝術還是應該有一種建構性的東西，不僅僅是簡單的抒發(fā)個人的情緒，所以那個時期我開始對個人主義的東西產生懷疑，這時候思想上也開始有所轉變。就我個人來說，我還是想做一種比較嚴肅的藝術，而不是找個機會被社會承認就行了。

　　劉淳：你的意思是不是說，85新潮的藝術有點偏離你們討論藝術的主題而進入一種革命性的潮流?

　　張曉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很真誠地去面對藝術，通過藝術的語言方法來說自己要說的話，傳達自己的某種感受。而不是用藝術在做政治，也不是用藝術在搞革命。要革命也是在語言上、風格上的革命，是藝術自身的革命。

　　劉淳：就是說，你想的東西和大家的不一樣，你要遠離江湖?

　　張曉剛：后來我確實有很多懷疑，也看了一些禪宗方面的書，我要追求的是一種平和的東西、宗教的東西。接著我調回四川美院的時候我自己又做了一個展覽，用了三個教室和一個陳列館。這個展覽幾天后就被學校查封了，大概是比較恐怖的原因吧。

　　劉淳：88年你不是還參加“黃山會議”了嗎，你并沒有退出江湖哇?

　　張曉剛：“黃山會議”邀請的云南代表是毛旭輝和葉永青，我是后來被邀請的列席代表。那是我第一次進入江湖，參加一個江湖的聚會。很多東西我不太喜歡，比如那些急功近利的東西，和我對藝術的理解還是有很大的出入。大概那個時期也需要這樣的方式，但我覺得自己不會弄這些東西。我覺得那個時期的藝術家都很重視思想性和精神性的東西，而對藝術語言本身的東西思考的很少，而且覺得對藝術語言的東西也很無所謂。我是很不習慣把藝術搞成一種鬧革命似的東西。我們可以搞現(xiàn)代藝術，但我們在爭取合法地位的同時還要確立另外的體系，我經常這樣反問我自己：當你面對西方的時候，你的體系又在哪里!?作為一個現(xiàn)代藝術家，你是要加入到西方一百年以前的行列，還是在當代要有自己體系的東西。這一點特別重要，這些積累確實慢慢奠定和明確了我走向今天的目標和方向。

　　劉淳：你是一定要找到一條屬于自己的藝術道路?

　　張曉剛：藝術僅僅能發(fā)泄人的情感是不夠的，還應該建立一種東西，也就是藝術上的革命性。但怎么去找?什么樣的語言適合于自己還不知道。所以也很痛苦。從我個人的藝術道路上說，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在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究竟是屬于哪一類的藝術家。比如我喜歡超現(xiàn)實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但我怎么能從這兩者之間找到一條我自己的路。 劉淳：那你是怎么改變的呢?

　　張曉剛：88、89年的時候我在四川美院教書，學校的環(huán)境是很安靜的。這時我又來反觀自己，我覺得自己在古典與現(xiàn)代這兩大極端中，哪端都不是，這就逼這自己有看了一遍美術史。把西方從古典到現(xiàn)代的美術史通讀了一遍，包括他們的藝術作品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后來我自己畫了一個坐標，橫向的就是我們處在現(xiàn)代的社會我們面對一個什么樣的藝術，縱向的就是在藝術史中你屬于哪一條線。我特別看中這個東西。不能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亂往盤子中堆東西。我究竟在哪一條線上，我的方位到底在哪兒。當時很痛苦，但這個痛苦與那時的痛苦不一樣，這時的痛苦是學術上的痛苦而不是生活上的痛苦。

　　劉淳：那時你的心情平靜嗎?

　　張曉剛：心情特別的平靜，那時把生活看得特別的淡，就是在想些問題，畫也畫得特別平靜。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覺得我還是幻想型的藝術家，所以就畫了好多幻想型的作品。 劉淳：1989年之后你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呢?

　　張曉剛：六、四之后整個國家都發(fā)生了變化，所以我的思考也沒辦法繼續(xù)下去了。我又重新回到表現(xiàn)主義上來，我覺得人還是沒有辦法逃避現(xiàn)實的。你以為你能超越很多東西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