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啟美，1923年生于安徽安慶。擅長油畫和漫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1942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師從徐悲鴻、黃顯之、呂斯百等人學習油畫。1947年畢業后，應徐悲鴻之邀受聘于北平國立藝專。1950年又受聘于中央美術學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油畫系教研室主任、油畫系研究生班主任等職。1976年完成油畫作品《青紗帳》，并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1980年開始創作科技生活、都市生活繪畫。1984年，漫畫《運磚》獲第六屆全國美展銀獎。1989年，漫畫《好奇》獲第七屆全國美展銀獎。1991年，油畫《附中的走廊》、《獨奏》參加中央美術學院“20世紀——中國”美展。1994年，《中國漫畫書系·韋啟美》出版。1996年，臺灣《中國巨匠美術周刊——韋啟美》出版。2007年5月，獲吳作人國際藝術基金會造型藝術獎。今夏當伏，應我刊約請，許惠女士專門前往韋啟美先生家里做了一次采訪。

　　許惠(以下簡稱許)：韋老，談談您兒時的美術啟蒙吧。

　　韋啟美(以下簡稱韋)：這一段簡短地講，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就是我的小學圖畫老師蔡老師，他是在上海學畫的;再就是我家隔壁的裱畫鋪子;還有就是初中時，我上學經過一個瓷器店，窗口有個刻瓷的人，他在白瓷器上刻山水，也算是我的老師吧;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我讀中學時，學校來了一位老師叫孫多慈，她是徐悲鴻的學生，我從她那里知道了徐悲鴻，他成為我崇拜的偶像;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老師”，那就是省立圖書館的兒童閱覽室和書刊閱覽室，那里有許多武俠連環畫，還有上海出版的《上海漫畫》、《時代漫畫》，這也算是一種老師。還有一個插曲，就是伯父喜歡抽香煙，我特別喜歡給伯父買香煙，因為那時的香煙有香煙牌，香煙牌有108張的水滸人物、150張的三國人物，這些也都算是我的美術啟蒙老師。

　　許：后來您考入中央大學時的情況怎樣呢?

　　韋：1942年我考進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在進中央大學以前，我沒有見過石膏像，也沒有見過油畫，在學校看到的油畫也就老師畫的那么幾張，這說明我當時畫畫很“土”，素描土，油畫就更土了。但是土有土的好處，就是稍微見到一點好的作品或畫冊，吸收起來就像海綿一樣。進入大學后，不像現在還有什么教學計劃，我們跟老師學，就是受老師的熏陶，是潛移默化的，然后自己琢磨、自己悟。老師偶爾指點一下，也沒有具體談過體、面、形體、虛實，沒有這些字眼。只是說說大了、小了、退遠拉近、明暗交接線。但當時有一點我們做得非常地道，那就是寫實，那時的素描就是寫實。雖然老師沒有教具體的寫實方法，但幾個用功的同學為了把石膏像畫準確，是下了工夫的，跟測量一樣，把桿子畫得像米尺一樣，畫成四格、八格，再吊個線垂直量。

　　許：您與歐洲油畫最直接的接觸是在什么時候?

　　韋：對我的油畫技法有更直接觸動的是1955年的“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那時才知道冷暖、色彩關系、色彩的虛實，才知道油畫顏色中還有熟褐、鈷藍、生赭、凡代克棕。比如說逆光的亮，我們以為最亮的是朱紅加白、檸檬黃加白，但馬克西莫夫說逆光的亮是象牙黑加上白最亮。當然，黃種人也許不一定這樣，但對白種人特別有用。《模范飼養員》在色彩和用筆上就是想學馬克西莫夫那套方法。

　　許：也就是說，是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給您傳授了一種“方法”。

　　韋：對。我們當時知道暗部的顏色是暖的，但如何解釋還沒有很明確的觀點。馬克西莫夫來了，說亮部是受了天光、太陽光的影響而發灰，暗部是受了反光的影響而發暖。我從這時候開始才算接觸到油畫的色彩觀念，知道色彩就是關系。

　　許：上世紀50年代開始，您的作品似乎回避了濃厚的政治性，洋溢著一種清新、積極的生命意識，是這樣嗎?

　　韋：這里有個原因。50年代油畫的體裁有革命歷史畫、主題性繪畫、風俗畫、風景畫、靜物畫。那時強調歌頌工農兵、歌頌新生活，畫農村的舊氣息是要挨批的，風景畫和靜物畫也不受重視。風俗畫沒有必要直觀地宣傳政治概念，是新氣象就行。所以我那兩張風俗畫《模范飼養員》和《初春》，還是有意識要表現“新”，雖然沒有直接宣傳什么政治主題，卻還是帶有那個時代文藝思想的烙印。我也畫過一些歷史畫，如《三灣改編》、《魯迅在廣州》，70年代后期我還畫過《周恩來和白求恩》、《青紗帳》。

　　許：50年代的時代背景，除了要求歌頌新生活、新氣象，對畫家還有什么其他要求嗎?

　　韋：那個時代不許用照片，用了就是自然主義，要受批評，所以要畫真人，哪怕是畫一匹馬、一輛車也要寫生，要到生活中去找你所需要的人，像巡回展覽畫派一樣。要按照主題思想和某種政治概念對人物進行加工。這一加工，許多形象就“家族化”了，都是工人弟兄、表哥表弟、兄弟姐妹，除了地主夸張得難看些，凡是好人都差不多。為了表達生活氣息，我在有意識地避免，《模范飼養員》和《初春》有幸避開了這種毛病。

　　許：您80年代開始關注充滿現代氣息的都市生活，題材也就跟著變了。這是內在的繪畫抱負還是外力的影響?

　　韋?：就說說我這種思想意識的來源吧。我的興趣比較廣泛，而且因為我畫漫畫，吸收要廣，鳥獸、武器、農作物、交通還有相聲等方面的書籍，什么書都買。我對科技也比較感興趣。我有中學數理化的基礎，創作又必須與時代貼近，所以科技成了我關注的對象。北京建第一座立交橋時，我就去了，畫了油畫《立交橋》，《電話亭》畫的也是北京建起的第一個電話亭。我喜歡尋找別人不畫的題材，這都是在對新事物發現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為了創作，我還去過高能研究所、氣象臺、天文臺。曾經有人開玩笑，說我畫的現代化形象是“中國的現代化”，這倒說出了我這類作品的“草根味”。

　　許：這一時期您最滿意的作品有哪些?

　　韋：第一次感覺比較充分地表現我的創作設想的是《早，小蜜蜂》，簡約、詩意、貼近生活，語言也通俗，并有新意。我在油畫表達上缺少跟著感覺走的敏銳，總不免受理性思考的制約。

　　許：有評論家曾用“詩意現實主義”、“簡約”來形容您這一時期的風格，能否談談這兩個概念?

　　韋：“詩意”的提出是為了擺脫五六十年代的創作模式——畫面像是一個舞臺、人物注重寫實、技法是蘇聯油畫的“二傳手”。1980年前后我去看畫展，發現許多年輕人已經走在前面，我就有了一種危機感，想跟上這個時代，于是就想到突破。我畫了一些實驗品，有幾張效果還比較好，如《立交橋》、《新線》。于是，從中提取了“詩意”、“簡約”的概念。但“詩意”這兩個字是比較空泛的概念，界定起來很難，它是抒發感情，是一種生命體驗。“詩意”更多是指形象的含蓄、意義的多樣性以及觀眾的參與，是三者共同的作用力。就像漫畫作品必須要有“扣子”，大家參與來解開它。再就是關于“現實主義”。生活非常豐富，我抱著藝術創造的心態感受世界，這是一種愉悅，我至今仍對抒情和敘事性主題感興趣，但是我缺少表現宏大敘事的氣魄，作品中沒有出現過崇高的境界。至于“簡約”風格，我當時是受了霍珀的影響。他的風格很簡練，敏銳而質樸。從形象塑造上來講，他能把最平常的事物塑造得很威嚴，把美國繁華的生活塑造得很平靜。

　　許：您不僅從事油畫創作，還從事漫畫創作，這也是您不同于同時代其他畫家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讓您走上了漫畫創作的道路?

　　韋：我從小就關心國家大事，從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變起我就有了看報的習慣，這一點讓我比較受益，畫漫畫也與此有關。再就是我從《時代漫畫》、《上海漫畫》上發表的葉淺予、張光宇老先生的作品中受到了影響，學著畫漫畫。我把油印講義翻過來訂成本子，學習葉淺予先生畫四格漫畫，這是我最初的漫畫創作。第一張漫畫的發表是因為孫多慈老師。那是1937年9月，我14歲，抗日戰爭爆發了。她認識安慶《皖報》的人，便叫我畫了一張漫畫，于是我畫了一幅關于抗日戰爭的漫畫。后來在流亡期間也畫了一些抗戰漫畫。

　　許：在1984和1989年，您的漫畫作品《運磚》和《好奇》分別獲得了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美展銀獎。您能談談這兩幅漫畫作品的靈感來源或創作背景嗎?

　　韋：《好奇》是諷刺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凡事都嚴肅處理，但最后都不了了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許：您的漫畫創作手法和油畫創作手法是否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韋：在1984年《大壩的構思》里，我畫過許多虛線，這是畫漫畫才會有的想法，這在當時有點新意。油畫《海港的早晨》，構思動因是由于在海邊看到救生艇吊在空中，這里有漫畫的動機。

　　許：您如何看待“油畫民族化”這個觀點?

　　韋：魯迅美術學院一個老師認為這個觀點是一個虛假的問題。從心態來講，我非常理解他的提法。現在的畫家都想挖掘自己個性化的語言、風格，再借鑒一點傳統，以豐富自己的藝術語言。中國20世紀這一百多年來經過歷史的篩選、大家公認的好的油畫作品大概有兩百到三百張，這些就是“中國”的油畫。哪怕有些是完全學習外國某一派畫家的作品，沒有一點民族化的要求，放在這里面也是一塊磚、一片瓦，也是“中國的油畫”。過分強調“油畫民族化”，容易引起誤解和誤導。只要真實、深入地描寫中國人的生活，中國的時代風貌，熱愛腳下的祖國熱土，就可以創作出好的作品，成為中國油畫中的主流。不必要刻意要求什么“民族化”。只要在法律和道德底線之上，每個畫家都可自主去創造。藝術領域的生態平衡不能聽任市場操作，還是要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藝術機構的導向、畫家本身的自律、評論家的引導、觀眾的關懷和認同這幾種力量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整個藝術界健康發展。

　　許：您對中國的當代藝術有什么看法?

　　韋：有的畫家不能具體地關注生活的細微變化，只體驗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導致有些作品的形象不免直白。像我說的“詩意”，年輕人不一定認同。現在的年輕人更注重藝術本體，“詩意”只是一個“附加”。對他們來說，對題材的選擇不如對語言的關注。

　　許：能談談您現在的創作觀點嗎?

　　韋：我觀察和感受生活有兩點心得：一是，單純從造型來講，當事物去掉其現實生活中的本體功能和意義時，從任何地方都會發現好的結構;二是，我經常提醒自己，要藝術地感受生活，不要“關機”。一個畫家重要的是發現可以入畫的東西，至于它們是否能變成審美對象，那是藝術創造的事情。這兩點對我的藝術創作很有好處，是對自己的提醒，是一種自覺。

　　許：您現在還在堅持每天畫畫，藝術可以算是您一生的追求嗎?

　　韋：畫家不像舞蹈家的事業壽命那么短暫，很多畫家都是臨死前一分種還在畫畫。我從小愛畫畫，但是學畫卻很偶然。從我到南京、到北平，都是一種偶然、一種機遇，我被歷史卷到了這個位置上。但愿今后仍能做一個在藝術創造中尋夢的人。

　　原載于《美術觀察》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