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漢學家高居翰在其《中國繪畫史》中闡述說：中國繪畫以宋為分界，宋以前追求對客觀事物的欣賞和描述，最好的畫作追求“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效果;宋以后，雖然這一傳統依然綿延存在，但畫家以繪畫表達主觀美感的意識逐漸強烈，文人畫成為主流。東晉時，著名書畫家王廙(yì，此人是王羲之的叔叔)就提出“書當自書”“畫當自畫”，但是更多的是筆墨風格的追求，尚未成為創作對象和主題。可以說，宋代是中國畫的轉折點。宋之前，畫家的筆墨講究外求，追求一個“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內求的“意”，并以此為形質，出現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八大這樣一大批寫意畫家。

　　對于繪畫，蘇東坡有這樣的見解：“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就是說，評論畫的高低優劣，如果僅以像與不像為準，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對于宋以后的畫家，直如醍醐灌頂。到了元代，大才子蘇軾的這句話，就不可遏制地成了大部分畫家的指導思想。元代統治者擠壓漢族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那些不能從政為官的學人們便開始玩自己的，做生意，做書畫，唱小戲，寫詞令，搞科研，自由自在，繪畫就出現了自我表現的新苗頭。

　　元四家中，黃公望的山水雖然還保留了傳統山水的形質，但已經有了自己的性情，山和樹不那么刻板，構圖更貼近自然，筆墨有了隨心所欲的滋潤，《富春山居圖》表現得最為明顯。吳鎮、王蒙也走上了這條路。到倪瓚，筆墨更加清純，他用近乎荒寒的線條表達內心的高潔，幾乎是不顧一切了。

　　風起于青萍之末，吹皺一池春水。明代初年，仕途艱難，科舉也失去了漢唐的寬大雍容，很多出身富庶之家的江南才俊舍棄了為官的念頭，在草長鶯飛、鱸魚堪膾的吳門做起逍遙游子，醉心于書畫的大有人在，唐寅、文征明都是例子。在同時代畫家中，沈周的風格尤為清寧平和，且一以貫之。仇英雖然是畫匠出身，以臨摹古畫為能，但積水成淵，終于走出了形似的窠臼，側身于寫意之間。這個人是不是有點像張大千啊?

　　真正堪稱大寫意鼻祖的，當推徐渭。徐渭，字文長，號青藤。此人才華蓋世，可是一生坎坷，又有藝術家的神經質，性情乖戾，所以被人比為“中國的梵高”。徐渭的筆墨，后人很難學，因為不具備徐文長那樣的氣質和天賦。清人鄭燮(鄭板橋)和今人齊白石都很崇拜徐渭，鄭燮甘為“青藤門下一走狗”，齊白石恨不能為徐渭鋪紙研墨，但他們的風格與徐渭還是相去甚遠。后來有清朝的朱耷(號八大山人)，也是大寫意，成就斐然。但與徐渭還是有微妙的不同。徐渭雖然也有懷才不遇的憤懣，但更加放任性情，創作時身心能完全投入藝術，而朱耷始終對身世耿耿于懷，作品中還有氣息不寧的影子。

　　經過元四家和明四家以及清初的創作，到苦瓜和尚，中國畫的理論有了新的創見。石濤(1641—約1718)，本籍廣西桂林，僧籍全州，俗姓朱，名若極，出家為僧后，法名原濟，苦瓜和尚、清湘老人、大滌子等，都是他的號。石濤是中國畫壇的一位奇才，是中國畫“黃山派”的創始人。他自幼出家為僧，對禪學有極深的研究，在文學、詩詞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在禪學思想的影響下，石濤的畫風獨樹一幟，筆墨恣肆縱橫，超凡脫俗，不拘一格，意境蒼莽新奇，為中國畫的發展開創了一派新的意境。他提出極富禪意的“筆墨當隨時代”“我自用我法”等主張，痛斥那些閉門造車、摹仿古人、投機取巧的庸才狂徒。他繪畫理論的核心，是要求創作者的心靈直接和天道真諦對話，無須東張西望，無須經由清規戒律，就像禪宗所向往的頓悟一樣。這一理論，對中國畫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還為人所贊譽。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作者：王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