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徐邦達先生是當代著名書畫鑒定家，有“徐半尺”之稱。其從小就對書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先后拜蘇州畫家李醉石、畫家兼鑒賞家趙叔孺，以及滬上大畫家、大鑒賞家吳湖帆為師。在諸位名師指導下，徐邦達的畫技和鑒賞眼力日漸增長。1937年夏，上海博物館舉辦上海市文獻展覽，年僅二十六歲的徐邦達協助古書畫部分的征集、挑選和陳列工作，可見其在辨別古書畫方面已頗具眼力。1950年，徐邦達到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專門負責古書畫的征集和鑒定工作，為國家征集到大量國寶級作品。1954年，調故宮參與繪畫館的籌建工作，為繪畫館匯集起三千多件書畫珍品。徐邦達博閱強識，過目不忘。文革中，在沒有任何資料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憑記憶完成了《古書畫鑒定概論》初稿。此書在張珩《怎樣鑒定書畫》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并完善，增加了不少鑒定實例，并使前人比較孤立、零星、玄妙的鑒賞學得以系統化、條理化，上升到一定的科學理論高度。此外，徐邦達還出版了《古書畫偽訛考辨》、《歷代流傳書畫作品編年表》、《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等書，發表了多篇論文，為我國的書畫鑒定和書畫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而重要的貢獻。茲遴選徐邦達先生撰寫的部分文章，以期對書畫鑒定和書畫史研究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寶貴的經驗。
 

再談古書畫鑒別——款、印、題跋及其對古書畫的鑒定作用（上）

徐邦達

    書畫中作者本人的名款、題記、印章和他人的觀款、題跋、收藏印鑒，對于我們鑒別古代書畫真偽是非，其作用是僅次于書畫本身中如筆法等的（我在上期本刊《談古書畫鑒別》一文中已述）。它們之中，除法書上作者的名款也是屬于法書本身之外，其它都是重要的輔助證物。需要指出的是，它們自身也有一個真偽是非問題，只有先對它們加以鑒別，才能運用它們去鑒別書畫的本身。現分別敘述一些始源、格式和所起作用。

一、作者的名款、題記

    作者的名款、題記，當然可以使我們明確知道此件作品出于誰手。它還有一些時代的變化，了解這一變化規律，也有助于區辨其真偽（例如不合規律的可能為后代偽作）。在繪畫上現在見到的晉·顧愷之《女史箴圖》有名款，但此“顧愷之畫”四字與箴文的筆法有異，定系后添。唐代繪畫上有作者名款的，只在世傳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半卷上見到。五代沒有見過有款的。南唐·趙干《江行初雪圖》卷首一行圖名、名款，原來定為趙干款書。啟元白先生以為系南唐后主李煜“金錯刀書”標題，其書體確和唐·韓干《照夜白圖》上的標簽（有花押）早傳為李氏書的完全一樣，其說可信。又黃筌《寫生珍禽圖》則是后添款，因為墨色浮在絹上。可靠的作者親自書寫名款、題記的，大量看到是在宋代以后。兩宋繪畫，所見寫簡單款識的有崔白、郭熙、李公麟、趙令穰、梁師閔、趙信（徽宗）、李唐、劉松年、馬遠、馬麟、夏圭等人。他們大都只寫姓名、歲月幾個字，至多加上一個圖名。開始這些題款字寫得很小，并且寫在邊角上或者樹干、山石上等隱晦的地方（趙佶花押例外）。如崔白《雙喜圖》、李唐《萬壑松風圖》等。極少數如李公麟、李迪的畫上，有寫在畫面上空隙處的。以長行大篇詩文題在卷后或軸中的，現在所見有南宋·米友仁、揚無咎、陳容、鄭思肖、龔開，金·王庭筠等人。

五代 黃筌《寫生珍禽圖》卷（局部），絹本，設色，縱40.5厘米，橫70.8厘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宋 李唐《萬壑松風圖》軸（局部），絹本，設色，縱188.7厘米，橫139.8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宋 鄭思肖《墨蘭圖》卷（局部），紙本，水墨，縱25.7厘米，橫42.4厘米，現藏日本大坂市立美術館

    在元代士大夫畫家中，從錢選到趙孟頫、吳鎮、倪瓚等，往往詩文書畫三者結合一起，從此其風大盛。題字的位置，卷子大都寫在末后余紙上，只有少數例外。也有在本幅上另寫一行圖名，一行年月名款的，如趙孟頫《重江疊障圖》。至于不善詩文書法的畫師則仍舊只寫名款，但在軸上的部位也有移到上方空處的，如顏輝等人就是如此。

元 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局部），紙本，水墨，縱28.4厘米，橫176.4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明初，大部分還與元代習尚相同。明末清初以來，漸多將畫卷上的題字移到畫幅中上邊空地，不再書在后面。明代冊子有的本幅上僅寫名款或鈐印記，或竟不著一字；或在對頁上另作書題，最后另加題跋一、二頁。清中期以來，在本幅上每頁題字的逐漸增多，而對題和總跋一概少見了。
 
    總的說來，宋代無款多于有款，簡單小款多于長款。元代則相反。但到明代中期以前，也還有極少數不落款的作品。以后這種情況逐漸減少，清康熙以后，幾乎無畫不題了。明、清以來，甚至有亂抄一些前人舊句填補空白的，這種風尚一直延續到近代。
 
    古人有名、有字、有號，還有別號。如錢選名選，字舜舉，號玉潭，別號霅（zhà）溪翁等。自己在書畫上一般都書姓名，有時也有連姓名帶字，如寫“錢選舜舉”的。清代以來有以字寫在姓名之上，如“鐵生奚岡”。某些人晚年在一般書畫中有專寫別號的，如黃公望七十余歲的繪畫作品大都只寫“大癡道人”，吳鎮則寫“梅花道人”等，從未見過一幅他們自寫姓名的（題別人的跋語款字例外）。錢選、趙孟頫的一般書畫上有寫字“舜舉”、“子昂”，但大都不冠姓氏。尺犢有具姓名和只書名不具姓二種，老年人給晚輩偶有書字、書號或別號的。明末有雙名的人，如“元璐”、“道周”等，在尺犢中有時只寫下一字如“璐”、“周”等，但上面的一字，必是兄弟排行字。偶有少數排行字在下的，則少寫下一字，如戴本孝兄弟排行是“某孝”，因此本孝有時只書一“本”字。有的人又在名字下面加一“生”字，例如“漣生”（楊漣）、“周生”（黃道周）等，不知者容易當他名叫“漣生”或“周生”，這種寫法在前代我是沒有見過的。曾見《石渠寶笈》著錄的宋人尺犢中有一通具名為“莘”的，鑒定者以為他是雙名的單寫，就附會稱之為“徐夢莘”書，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宋人還沒有那種習慣。南宋人官場中來往的書犢稱為“劄子”，從紹興時候起就有這種格式，最早見到趙鼎書《郡寄帖》，其格式是：“右謹具呈，某某官某姓某劄子”。這個形式在北宋尚未流行，到宋亡又跟著消滅了，它的時限是很短暫而清楚的。明代尺犢有的前有單帖“名刺”，本文稱“副啟”，所以不再具名，末后只書“名正肅”三字。這種形式，大約要到萬歷間才出現，一直持續到清代。

元 錢選《山居圖》卷（局部），紙本，設色，縱26.5厘米，橫111.6厘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個別人有特殊的習慣，如明·董其昌有“書不玄宰（號），畫不其昌（名）”之說，這只是他晚年大部分作品，但也不是絕對如此。清·朱耷在書畫中從未見過他寫這兩個字，朱氏中年為僧時書僧名“傳綮”；稍晚書“驢屋驢”等等別號；到六十歲以后才書“八大山人”，段落非常分明。其他題上下款的稱呼，各個時代也有不同的格式，例如清道光以來才有在上款中稱“仁兄大人雅囑”等字樣。其余不一一詳舉。

    如何對作者的款題進行鑒別，已如上述。但要注意，如果碰到代筆畫，就無能為力了。
 

二、他人的題跋

    他人的題跋，包括題名（觀款）、詩文題跋、標題、簽題、引首書等，它們有后人題前人作品的和同時人題同時人作品的，應當區別對待。題名（觀款），是指某人看了某件作品之后，在作品本身或者接紙上題上一個姓名，不作其他的評語，其始大約在晉、南朝宋時代。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自古跋尾押署”中說:“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刊當時鑒識藝人押署”。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有梁·唐懷充、徐僧權、姚懷珍、滿騫；隋·姚察、朱異等人（都是唐以來摹寫的），其字大都寫在書法本身中間或紙絹接縫上或末后空處。據張彥遠的說法，比之于“印記”，那又等于后世的鑒定印了。隋、唐以來內府藏的書法，在尾紙上大都有一系列的負責鑒定人的押署，有寫上官銜的，上面又有寫年號歲月的，形式比六朝繁復了些，所見如王羲之《奉桔帖》后，有隋開皇十八年諸葛穎、顧柳言、智果等題名（疑亦勾摹）。又曾見唐·韓干畫的《照夜白圖》卷上有（張）“彥遠”的兩字題名，書于畫中空隙；又舊稱晉人書《曹娥碑》卷上有唐·元和中不少人的題名（出于后人臨摹）。明代還有一些著名裝裱人，所見如朱啟明（見于宋徽宗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后、湯杰（見于元趙孟頫《重江疊障圖》卷后）等，也喜歡在卷尾題上姓名的，但不太多。

唐 韓幹《照夜白圖》卷（局部），紙本，淡設色，縱30.8厘米，橫33.5厘米，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詩文題跋，我們現在所見到最早是宋人之筆。這種較長的詩文題跋的內容，除了鑒定是非真假的評語以外，有的為描寫一些繪畫中的故事或景色等。其書寫部位，大都不在那件東西的本身上，一般手卷在尾紙、隔水上，軸則在裱邊，冊則在副頁等處。

    在同時人的作品上題詩文等等，大概是從漢代的圖象贊上演變而來的。到北宋時漸漸盛行起來，如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往往為他們的朋友的作品題跋。當時他們雖不一定為了鑒定真偽而書，但到后代卻成了極可靠的鑒定依據。例如：宋·李公麟《五馬圖》（無款印），本身上和后面尾紙上都有黃庭堅的題字。他們之間的友誼和黃的善鑒，我們是早已知道的，所以此黃庭堅題等于李自書名款一樣，甚至比李氏本款還要有用些，因為黃字我們見的比較多，可以比較，而李字少見，我們心中無數。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蘇軾《古木怪石圖》卷（無款印）后接紙上有劉良佐詩跋，蘇畫就是為劉作的；再接紙上有米芾和劉詩，（在本身與二跋的銜接處都有南宋王厚之的騎縫印，所以能相信二詩必非后配）。米芾與王厚之都以善鑒知名，米氏又和蘇軾有交往，蘇畫雖只見此一卷，但是因為有那些題跋（米芾字所見較多）的保證，,所以可確信其為真跡。又如元·陳琳《溪鳧圖》軸（無款印），本身上有趙孟頫題字（還有趙氏補畫一些花石和沙坡）。陳是趙的弟子。又黃公望《丹崖玉樹圖》軸（無款印），本身上有張翥等同時人詩題。趙、張的保證當然都是信得過的。又如高克恭大軸《云橫秀嶺圖》、《春山晴雨圖》（二畫都無款印）。《云橫》一圖上有鄧文原、李衎二題；《春山》一圖上有李衎一題。鄧、李都是高的朋友，并且又都是鑒賞家，所以我們也能完全相信他們題的二畫都是高氏真跡無疑。

宋 黃庭堅跋李公麟《五馬圖》卷（局部），紙本，淡設色，縱29.3厘米，橫225厘米，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以上這些例子，最能說明題跋也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輔證一件繪畫本身確是真跡，幾乎同作者自具名款、所鈐印記有同等的作用。一般的經驗證明，凡是題跋確實可信的（不偽，不是后配，跋者與作者有緊密關系，,并且又是個善鑒的人），其本身大都不會差到哪里去的（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元代以前人對真本與摹本，在跋語中往往不大區分，有時明知是摹本，但題語也和題真跡一樣地予以贊賞。例如宋初人摹唐·閻立本《步擎圖》、宋人摹北宋·劉敞書《秋水篇》（都有很明顯的是件摹本的證據），,前者后面某些北宋人的題跋里，后者某些宋元人的題跋里，很多沒有提到摹本二字。他們只在見到憑空臆造的東西時，才不如此對待。摹本亦稱副本，因為它可以保留真跡面貌，以廣流傳，以永流傳，為真本之副，所以前人同真跡一樣地重視它。我們見到那樣的題語時，要仔細推敲，以免誤會。

    有些前后或雙頁相對，書畫并重的“合璧”卷冊，本來不應當與題跋合論的，這里附帶談談。例如宋人無款印《青山白云圖》紈扇一頁，對幅宋高宗趙構后吳氏書詩二句，書法極象趙構，用小“坤卦”印。這是一把紈扇的兩面，尺寸、絹的質地完全一樣。畫仿李成、郭熙一派，藝術水平不低。據書傳記載，那時（紹興年間）仿李、郭山水的名手有楊士賢、張浹、顧亮、張著、胡舜臣等人，未知此頁是否就是五人中的某一位所作。因為南宋帝、后題畫，我所見到的（以有畫家落款的為據），不論在對幅或本身上，都是題當時的院畫。如高宗題李唐、馬和之，寧宗題馬遠，楊后題馬遠、馬麟，理宗題馬麟等等，從沒有寧宗、楊后、理宗題紹興或淳熙朝院畫（除了高宗偶見有題唐以上畫卷以外，更沒有見到寧宗以下諸人題晉唐五代古畫的）。以此類推，因此那些無款畫，完全可以從對題或本身題字上來斷代，而且是比較準確的，《青山白云圖》自然不會例外。

宋 佚名《青山白云圖》頁，絹本，淡設色，縱22.9厘米，橫23.9厘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標題、簽題是為標明那件書畫的內容，同時也有鑒定的含義。我們見到的最古的書帖標題墨跡是唐摹王氏一門書法上那幾行，雖不一定就是王方慶書，但應是唐人手跡。西晉陸機《平復帖》前面的舊簽，也是唐人所書。宋徽宗趙佶手書的書畫標題，都有著一定的體例。如古書帖，用月白色短小簽，金筆書字，貼在卷中黃絹前“隔水”上角（都在帖近書畫本身一邊）。繪畫則書在黃絹隔水左上角，用墨題字比絹簽要稍大一些。偶有例外的，曾見墨題唐摹王羲之《遠宦帖》一種。題近人（五代、北宋）繪畫則有些題在本身上。如題南唐王齊翰《勘書圖》等。金·完顏璟（章宗）字學趙佶，也仿那樣的格式作墨題，題古今（包括北宋時的人）繪畫。明萬歷年間郭衢階有時用金書標題在古畫前絹“隔水”上（如所謂韓滉《文苑圖》），這是仿徽宗內府格式，但字體并不學趙佶。

    標題、簽題，在清初以前，大都不具書者姓名，約到清中期以后才漸漸有具款的，后來又有并落上下款的。標題有各種形式部位，卷子書在本身前“隔水”綾絹上方，軸子書在裱邊（與本身齊頭），有的書在紙、絹簽上，然后貼在上面所說的地方，更有貼在外邊包首上的“外簽”。

    引首書。在書畫手卷前面裝一段牋素，名為引首。它的起始大約在明代前期，原意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卷心子。后來有人就在此紙上題上幾個大字，也籠統地叫作“引首”。現在見到最早的有永樂間程南云題夏?《上林春雨圖》卷，正統間金湜題元·錢選《浮玉山居圖》卷等。引首也是有題古書畫、有題同時人的，它也可以起一些輔助鑒定作用。至于在元代有些齋、館、堂的匾額，所見如周伯琦小篆書的“西湖草堂”、“秀野軒”等，后來被移作詩圖的引首，那卻是例外的。明代亦偶爾有之。

    題跋（(包括上例各項）對書畫鑒別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小，但亦不可全信。例如元·鄧文原題宋仿王羲之《雨后帖》，稱為真跡（當然此帖決非元初以后的偽作）。又元·錢選畫，同時人的偽本很多，但又往往有較多的同時人題句，他們當然也都以真筆視之。例如《孤山探梅圖》卷、《青山白云圖》卷等等。又如明·董其昌的一冊（現改裝成卷）絹本墨筆山水，原是“松江派”畫家的代筆畫，上有自稱“門生”的冒襄題跋，卻硬說它是真跡。又清初名書畫家鄒之麟、惲壽平等人品題（惲題見甌香館畫跋）的所謂北宋僧巨然畫的《長江萬里圖》卷，原是無款南宋人之作，風格非常鮮明，試與巨然真跡如《秋山問道圖》、《層崖叢樹圖》等來比較，面貌顯得完全不同，可見那些鑒題語都是不正確的。至于清高宗弘歷對一真一偽的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顛倒品題（偽本題至四十多段，奉為“至寶”），已成為講鑒定者盡人皆知的大笑話了。之所以有這些錯誤事的出現，究其原因或是題字者本來是浪得虛名，并無真知灼見；或是粗心大意，偶然的疏忽；或是為了射利，說偽為真，評近為古；或是對上司（包括皇帝）或朋友的命令和請托，有時不好講真話，只能曲筆奉承或敷衍塞責。我們必須要懂得這種種情況，正確對待，才不致于上他們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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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徐邦達《再談古書畫鑒別——款、印、題跋及其對古書畫的鑒定作用》，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