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當今最有國際影響力的藝術家呂克•圖伊曼斯(Luc Tuysmans)，去年創作了一幅名為《海岸》的作品。畫面是來自1968年英國電影“A Twist of Sand”的一個鏡頭：一隊德國潛水艇的成員在等待被執行死刑。我不久前在倫敦見到呂克，他說：“假如你想一想ISIS，同樣是執行死刑前的場景，這樣的畫面會馬上引起所有人的共鳴。”

　　以極端的黑暗畫面作為自己的創作素材，貫穿了呂克35年的職業生涯。他小時候偶然發現家里的兩兄弟曾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到了20歲出頭，呂克就下決心不要“為藝術而藝術”。他為自己定下“二戰后”這個時間段，重點關注戰后西方社會的政治和歷史發展。呂克這樣解釋這一創作起點：“二戰結束后，歐洲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同時也失去了對世界的壟斷權力。而歐洲某些國家想要對一個族群趕盡殺絕，這一行為造成的是歐洲自身的精神崩潰。”

　　呂克的成名作是以德國達豪(Dachau)納粹集中營的水彩畫為原型而制作的《煤氣室》(Gas Chamber)。這幅作品完成于1986年，但在此前的9年之前，呂克初次造訪達豪集中營遺址，首先畫下了一幅水彩畫。呂克習慣于以原已存在的攝影、繪畫、影視圖片等作為原始素材，在創作時，將原作中的具體形象和色彩抽離掉，只留下輪廓或模糊的圖像，再通過模仿、挪用、轉譯等方式，對歷史作選擇性的想象與構建。

　　呂克生于1958年，屬于二戰后“嬰兒潮”一代。他在布魯塞爾與安特衛普的美術學院學習繪畫與美術史，并在布魯塞爾大學學習美術史。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以“為具像藝術復興賦予新意”開始活躍于國際藝術界。2004年，圖伊曼斯被英國《藝術評論》雜志評為國際藝術界百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

　　今年秋天，呂克將40位比利時抽象藝術代表人物的作品帶到英國展出，他自己的回顧展也從10月中旬開始在多哈舉辦。這也是海灣地區舉辦的史上最大規模藝術展之一。我們也談到了今日歐洲面臨的難民危機。呂克顯示出歐洲左派人士的思維方向：“難民抵達歐洲的第一站是希臘，而希臘本身的經濟狀況就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難民們就算一直北上到了匈牙利，處境依然壓抑。許多人已經無端、無辜丟了性命。敘利亞人民被迫背井離鄉是因為危難迫在眉睫，而至今歐洲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解決方案，尤其從人道主義角度看來，這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歐洲的難題。”

　　但在談及“藝術到底能做些什么”時，呂克很直接：“藝術肯定是不可能拯救世界的。我曾到過好幾次慈善拍賣會上，包括為日本海嘯做捐贈的拍賣會。在某種程度上，拍賣得來的金錢可以間接幫上忙，但藝術對于政治、社會的進程毫無幫助。藝術可以有觀點，但在藝術作品中裝滿政治觀點又不對頭，那樣就成了政治宣傳品了。在此之外，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呂克關注歐洲及各國的時事與政治，曾通過創作去表達自己對比利時對剛果的殖民歷史之憤怒。今年初在英國的展覽上，呂克展示了一幅上世紀八十年代“巴黎食人案”主角佐川一政(Issei Sagawa)的畫像。這次創作源自呂克在網上看過的1小時佐川紀錄片，后來又了解了這個日本食人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犯罪記錄。而日本居然如今還容許此人逍遙法外，甚至成為地下群體的cult偶像。這“一整套瘋狂的邏輯”引發了呂克的創作表達欲望。他給佐川創作了三幅畫像，并提醒我：從“食人”延伸開去的解讀，是一個以物欲消費為基礎的社會。

　　呂克來過中國幾次，最近正在籌備與中國藝術家劉煒合作的一個展覽。他喜歡比上海“丑陋”的北京，因為“它不那么精細，殖民地色彩沒有那么明顯，更像中國。”呂克也談到了自己看過的不少中國現代藝術：“我曾經看過一場中國藝術家的大型群展，看到過規模恢弘、技巧驚人的‘大作’。可我的感覺是，這里面很多都缺乏焦點。”呂克的印象是，有繪畫天賦和技巧的人，在中國有的是，但“能畫”并不等同于這些作品“有意義”。“當你在做反思時，應該存在某些有效的媒介，而且這種載體應該是多種層次的，絕對不應該是層面單一的。”
編輯/朱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