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當地時間7月7日下午4時47分，二冊《永樂大典》在法國Beaussant Lefèvre拍賣行二號拍賣廳舉拍，估價僅為5000-8000歐元。經過11分鐘的激烈競拍，最終由現場的一位中國女士以640萬歐元的拍得，德魯奧的拍賣傭金為27%，兩冊《永樂大典》的最終成交價為812.8萬歐元。

    拍賣現場

    《永樂大典》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編撰于明朝永樂年間，初名《文獻大成》，是由解縉、姚廣孝等擔任總纂修，歷時六年（1403-1408年）編修完成。全書22877卷，目錄與凡例60卷，分裝11095冊，共約3.7億字，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
 
    目前，《永樂大典》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00冊左右（不到原書的4%）。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222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62冊、美國國會圖書館40冊、日本東洋文庫34冊、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12冊、英國博物館10冊。中華書局經多年努力，陸續影印出版了797卷，供有興趣者進行研究。
 
    《永樂大典》編成后，明成祖朱棣想將之付印，但因此書實在太大了，一下子難以做到，就暫時放在了南京明皇宮的文淵閣。北京明皇宮建成后，朱棣曾經派人將南京文淵閣所貯藏的古今一切書籍包括《永樂大典》在內各取一部，裝載了10艘大船，運往北京。《永樂大典》原稿本則留在了南京文淵閣。可惜在明英宗正統年間，南京明皇宮內發生火災，南京文淵閣所藏之書，全部被燒為灰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明皇宮又突發大火，幸運的是，嘉靖帝“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大火之后，嘉靖帝萌發了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永樂大典》的“復制”工作開始，總負責人為徐階、高拱等，據說當時是邊校理邊繕寫，分工明確，大約抄了5年，直到嘉靖帝離世、隆慶登基后才大功告成，是為《永樂大典》副本。而正本據說是被放回了文淵閣，但實際上從此就下落不明。有人認為它毀于明清之際的戰火，也有人認為它以為嘉靖帝陪葬。
 
    《永樂大典》副本抄錄完成后，存放于明皇宮內當時新建好的皇家檔案庫（專門用于收藏皇家典籍）——皇史宬，此后一直無聞。明清異代，康熙年間，內閣學士徐乾學、高士奇等游在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時，才意外發現《永樂大典》副本存處，這也是《永樂大典》副本自明末后首次正式重現于世。

 
    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時，《永樂大典》副本已不足5000冊。據清末繆荃孫的記載，當時翰林院官員入院時隨身攜帶一件棉袍，打成包袱模樣背在肩上；下班時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冊《永樂大典》出來而看守人員毫無覺察。
 
    清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等珍貴古籍慘遭兵燹之災。1900年6月23日，清軍和義和團攻打英國使館，為使其腹背受敵，焚毀了與英國使館一墻之隔的翰林院，導致部分《永樂大典》化為灰燼。8月13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當做磚石，用來支墊軍用物資以及構筑戰壕、填平溝渠，甚至被用來遮蔽彈雨，再遭毀壞。部分《永樂大典》又被聯軍士兵據為己有。據統計，在“庚子之變”中，至少遺失了605冊《永樂大典》。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何大偉所撰《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綜述》記載有，英軍上校普爾盜取1冊，英國駐華領事翟蘭思盜取了至少5冊，英人比金盜取了2冊，英國士兵蒂克納盜取了1冊，英使館實習譯員柯克盜取了6冊，英海關專員勞德盜取1冊，德國人斯泰老盜取3冊。
 
    法國Beaussant Lefèvre拍賣行這次拍賣的兩冊《永樂大典》，據說來源于法國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員曾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校軍銜，自此之后這兩卷抄本便留存在其家中。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長、研究員翁連溪先生在《新出現的兩冊<永樂大典>趣聞》對此兩冊大典作了一翻考證：
 
    6月底法國及英國朋友發來法國Drouot拍賣行的信息，其中有兩冊《永樂大典》的圖片，估價五千至八千歐，看后索要細圖，發來39張，其間又查相關文獻，以定真偽。

拍賣圖錄中的圖片

    此兩冊四卷與國家圖書館藏“湖”字、“喪”字冊均相連，并且此“湖”字冊的出現，使得現在發現的“湖”字卷全部相連（2260-2283），實屬難得。

法國拍賣（卷2268-2269）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2264-2265）




法國拍賣（卷7391-7392）

 
大英圖書館藏（卷7389-7390）

    《永樂大典》采用“包背裝”，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外用黃絹，封面書簽和方簽（亦稱卷簽）的位置、比例是固定的，且為兩層。書簽先是一層藍絹，其上為小一號的黃絹，上題“永樂大典”四字，下注卷數。封面右上為方簽（亦稱卷簽）亦是藍黃兩層，上題某韻，次行題隸屬該韻的本冊次第。觀察這兩冊書的具體情況，卷7391-7392的方簽不是原簽，看細節，顏色材質都不同，但不是今人所粘，這算是書的一點瑕疵。方簽旁邊破損的粘紙上應該寫的便是相關內容。

方簽（卷簽）

    其次，《永樂大典》開本宏大，單冊高50.3厘米、寬30厘米，版框高約35.5厘米、寬23.5厘米，四周雙邊，大紅口，紅魚尾，朱絲欄，皆系手繪。手繪這么多版框，如何能保證速度和質量呢？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版框四周等處皆有針眼，當是一疊紙張按尺寸扎眼固定后再手繪。
 
    第三，《永樂大典》全書約3.7億字，用朱、墨兩種顏色寫成的。除標題首字用多種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都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楷書“臺閣體”（清代稱“館閣體”）一筆一畫抄寫出來的。抄寫過程中難免有錯漏之處，有些采用挖補，但技術極高，需透光或看紙背方可鑒別；另有避諱等原因則是用“貼黃”的方式。
 
    第四，《永樂大典》的副葉或護葉，有被裁切的現象。另每冊《大典》末葉均為嘉靖時重錄官的署名葉（銜名葉），此葉沒有行格，署名共占六行。現存《大典》本最后署名葉（除后來補錄的以外）均有被裁切的痕跡。據乾隆年間內府檔案所載，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清高宗的批準。而此過程中乾隆命人將“余紙”裁切以賜諸臣，翁方綱作《永樂大典余紙歌并序》有詳述。又根據內府檔案記載，部分被裁切的“余紙”用作重新抄造，現摘錄數條如下：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記事錄）載:“十三日，庫掌五德、福慶來說，太監胡世杰送到畫金龍黃箋四十張，隨樣燬造高麗紙四十張，并用舊宣紙做得仿藏經大紙樣二張，《永樂大典》舊紙燬造仿藏經紙二張，持進呈覽。”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活計檔）載:“初四日，庫掌大達色，催長舒興金江來說，太監鄂里魯交《永樂大典》雙頁紙二千零五十三張，單頁紙三千三百九十七張，傳旨:交杭州織造盛住燬造藏經紙送來。欽此。”

    據上述幾種現象，如欄線、版框、魚尾連線之針眼；書箋、方簽（卷簽）的制式與粘貼；每書卷段前護葉、后葉被剪裁的痕跡；以及文中提到的挖補“貼黃”等，并從是書的字體、紙張、內容、裝潢等要素分析，確定為明嘉靖《永樂大典》寫本零種，為新出現國內外各館無藏，這幾個現象也是鑒定明內府寫繪本的重要方法。
 
    又向拍賣公司詢問出處，藏家講這兩冊《永樂大典》乃家傳，他們祖上有一位法國海軍，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基本確定來源還是有一定可信度。但拍賣行要求先付定金，拍后短期必須付款。因疫情去不了法國，看不見實物，隔山買牛著實難辦，但此物乃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夢寐以求，經眼手觸都深感榮幸，定要爭取回國，遂與著名藏家金先生聯系。因先生資金雄厚且對古籍至愛，又樂于公事，曾捐宋版于浙圖、敦煌卷子于棲霞寺，另有捐復旦、國圖之計劃已定實施中，真乃可信、可靠、可交之人。電話與先生溝通后他欣然接受并開始籌備，萬事俱備只看運氣了。這期間國內機構和同行也來咨詢和商議，但都講不要對外宣傳，我心知肚明，也不敢講與朋友，信譽還是重要的。到臨拍幾天了與朋友略談此事，就是想參拍再運作也來不及了，我看是書百分之百是明嘉靖原本，跟外人講因沒看實物基本問題不大，誰要買去看實物為好，大幾千萬的東西不看實物又是機構，買錯了誰也負不起責任，而且由于疫情申請報告也需要時間。私人買家就不同了，可進可退運作自由，如成，往大了講能為古籍保護、古籍回流盡力，功德無量；往小了說也乃人生一大幸事，也稱書林一大趣聞。當時也講如果沒有辦成但盡心盡力了，賢者云:“經我眼即我有”，我參與我釋然，收藏者應如此。但愿好事成真、回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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