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西之爭中確立中國立場
來源:未知 作者:王岳川
不難看出,中國當代文化出了些問題,正處于“古今”“中西”之爭中,面臨著諸多危機。
首先是古今之爭,包含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所面臨,西方也同樣為此而苦惱。傳統價值、傳統信念是否在“現代化”中已經失效?傳統是否可以忽略不管而直奔“現代”?傳統是否在每一文化闡釋中重新制約我們?這是解釋學問題或“后國學“問題?還是對歷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承繼問題?
“古今之爭”強調傳統價值的失調。古今之爭使得我們過去很多問題流傳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今天又不能完全解決,是老問題出現在新語境中。如果把西方之路變成人類最終解答自身困境的根基,危害相當大。在我看來,“古今之爭”強調不要屈從于今日之西方,也不要完全膜拜古代制度,更不要走向“新就是好”的偏狹之路,而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中“整合古今”——將人類一切時代創造的有價值的東西整合成人類新的精神財富。
“古今問題”是世界性問題,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古今問題都存在于不同民族和社會的傳統消失和現代無限擴張所造成的人性分裂中。如果全球化或西化等于全世界只有一種文化——美國文化,等于全球只有一種語言——英語的話,那么,這種全球化是極為有害的文化同質化和單邊化,它違背了多元文化發展和文化互動的后現代語境。中國文化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陪襯性文化”,漢語也不是英語之外的一種“邊緣化方言”,中國文化應該在未來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并成為西方文化的另一參照。
在“古今之爭”中,所懸的最高目標不是西方,不是美國,不是歐洲,而是人類性和世界主義!它要追問人類未來應該朝哪個方面發展?人類發展的最高標準是什么?人類發展的藝術境界、生命境界、人格境界和天地境界、終極目標是什么?那就是全人類所有文化中的優秀成分的整合,這構成了當代和未來的新文化。應該張揚“人類主義”和“世界主義”,這意味著,人類歷史上所有國家,不管是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經為人類的推進做出過貢獻,在今天都應將其好的東西加以整合。未來世界不再是一體化,不再是全盤西化,也不再是所謂的美國化,而只可能是“人類化”和“世界化”。這就是吸收古代,立足今天,展望明天的人類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要義之所在。
其次,與此相關的是“中西”之爭。“中西之爭”承載了過多的人為賦予的因素,虛假成分很多,這是中國人在戰敗以后無路可走時提出的“過渡”問題,而真正的問題是“古今之爭”——人類性價值中斷問題。換言之,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不管是亞洲還是非洲,他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都是——當代價值倫理、審美情趣和心性懷抱與傳統的整體中斷和徹底淪落,與傳統的“價值中斷”造成了人類總是從零開始,將過去創造的傳統的巨大物質精神財富,以及人類深厚的價值本源否定掉,使所謂“追新逐后”的“唯新主義”成為否定傳統的“反傳統”借口。反傳統的結果使得人成了無根、無源、無本之人,于是尋家、歸家、精神復歸——尋找人類故鄉和精神家園的過程,成為現代后現代人類精神生命的真實寫照。
實際上,中西文化并不存在什么絕對的沖突,因為中國在開放之中感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而在西方人那里卻沒有感到中國文化的沖擊,相反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相當隔膜。漢學研究在西方學術研究中僅占很小的比例,影響也微乎其微。因此,與其說中西文化沖突,不如說是現代人對傳統信念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同樣存在于中國和西方。可以說,這種傳統信念的危機感是中西文化在20世紀中所面臨的共同命運。
當代中國學者往往是很勤奮的,但在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寫出的書和論文中,中國立場往往被淡化了。沒有立場的思考,就是在犯錯誤,就是縱容我們的文化資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識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時間。一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全盤西化或半盤西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思是西方文化的中國化,相當一部分學者把介紹和譯介西方作為中國創新的一個過程,這些功不可沒。但這樣的工作并非一個成熟的中國學者的首要工作,只是完成學徒時期的準備性思考,借此要到達的目標是真正入思,使中國人和西方人進行對等的、面對同一問題的思。
中國立場意味著,研究問題是從中國的具體的場景去分析,介紹、翻譯最終是中國人的翻譯。比如說翻譯哈貝馬斯,印度人、越南人翻譯和俄羅斯人翻譯,他們入思的角度方式就和中國不同。同樣,海外華人和本土學者的后現代研究、新儒學研究也有差異。在我看來,中國立場是每個中國學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場。在介紹、挪用、抄襲了很多長一段時間以后,我們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問題,讓中國的問題不僅是自己的,也變成引起他者思考的東西。
在這些維度中,我認為發現東方的基本立場是,背靠傳統、立足當下、眼觀未來,應該是我們,而我們運用的是現代的方法。所以,“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對發現東方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人應當是一個整體性的人,“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就是將這個人還原成為整體性的人。西學需要做,國學底子很重要。國學主要就是先秦思想史,有了這種尋根意識,面對20世紀的中國文化,就會多些文化自覺意識。西學方法是進入問題的角度,也是審理任何中國問題時所不能忽視的當下語境。第三就是當代中國的問題,這是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立足點。第四就是人類的未來該怎么樣,這是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之后必然提出的問題。全球化是全盤西化還是人類化、世界化?世界化的含義是世界整齊劃一的一元論還是一分為多的多元論?這些都需要思考。“未來視野”,我認為能達到這一點的學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認為自己的研究很超前,但在學術界一般認為當代無史,當代不好評論,無法蓋棺定論。一般做當代文學或文化的人都謹小慎微,不過多批評別人,但最終經不住歷史檢驗。歷史總會得出公正的結論。“未來視野”非常關鍵,用更高更遠的尺度來衡量今天,在今天非常合法的時候發現今天的不合法性,發現若干的未來讀本。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把自己想像性地推前,促使自己不像站在泥沼中曳尾而行的鱉,而是使得自己撐起來,看出現實諸多的不合法,看出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其實,“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是在王國維“學無古今中西”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的目的在于打破學科分界,我的目的是強調知識分子的良知、問題意識和視野問題。
四、身份立場下的理論模式轉換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質化”,也不是全球“整齊化”,而是要讓西方學會尊重差異,讓東方學會理解西方,讓東西方變成人類的集合體。對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可以有三種態度:一是趕超模式,這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二是妖媚化模式,我稱之為后殖民主義模式,其結果最終只會妖魔化中國;三是回到漢語文化的結構中來。我認為中國的知識界目前應該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要清算一下我們的文化遺產還有多少,哪些是好的,如果我們都分不清,你讓“老外”怎么分得清。
第二,弄清楚西方對中國哪些地方存在誤解,我們很多研究西方的人不了解這一點。我現在看西方人寫中國的東西,就發現存在著很多錯誤的地方。有一種比較極端的說法,說西方的漢學家闡釋中國的時候,有50%的地方是錯誤的。我不敢說完全如此,但我敢說起碼有30%是有疑問的。為什么他們在西方能闡釋中國,而我們卻不能自己闡釋自己?
第三,現在又有人提出誰能代表東方。韓國說是自己,日本也說是他們能代表。儒學是中國最大的傳統,當韓國人認為他們堅持的是儒教,我們中國是否還有希望?有一位是西方學者認為全球化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本質化,沒有中國的現代性、日本的現代性,只有西方的現代性。這種邏輯推導下去,就會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語言就是英語,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化就是西方現代化,現代化就意味著全世界是一種模式。
西方一些研究中國的漢學家很多都是有問題的。既然發現了這些問題,那么為什么我們自己不去研究呢?所以,我提出了“發現”和“輸出”這樣一些命題。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根本上說,意味著人是目的,意味著發現東方這一思想在東方主義話語中有其自身獨特的性質,即不斷堅持中國闡釋觀。“發現東方”是一種理念,“文化輸出”是一種實踐,而它們的長期目的是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的發展和互動,使每一種文化都學會尊重并能夠欣賞“他者”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