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文化身份要發現東方。但“發現”不是主體單方面的事情，這涉及中西方文化關系問題。排除遠古時代未曾謀面的東西雙方對對方的描述中所發揮的豐贍想象，信史所載最早向西方“鑿空”的中國人當數張騫，他的名字與著名的絲綢之路聯在一起。[10]但事實上，由于東西方交通的限制，加上中國人安土重遷和閉關自守的傳統，即使在漢唐盛世，中國也沒有人走出過亞洲的西界，與歐洲建立起直接的聯系。在漫長的古代歲月，人們對于“遠西”，[11]基本上只是一些志怪式的傳說，而其來源不外道聽途說。但是歐洲人卻勇于探險外部世界，后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as)遣史獻象牙、犀角、玳瑁等，此后正史所記西人東來為數不少，[12]其中唐代的景教東傳也許可以稱為“西學東漸”史的嚆矢，但東西雙方的哲學、宗教思想真正相遇，則是以明季耶穌會傳教士入華為契機的。文化上面對面的接觸為中國知識界打開了西方知識的大門，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演進。

　　從明末至清初，盡管為數不少的保守派時時挑起爭端，但大多數知識分子樂于接納、吸取和利用西學以拓展自身文化的可能性。在肯定和保護本位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引入西方科學技術，企圖在固有文化體系中借助外來文化的某些力量以尋找更新之道。這種自信和開放性緣于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國力的自信。無疑他們依然服膺儒學，希冀參照他者的視點通過對儒學和佛教的檢討而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產生補偏救弊的功效，并從具體問題入手，切實引導國家走向富強，以抵御內憂外患。士大夫們對利瑪竇等人介紹來的西學既未表現出趨之若鶩的盲目附和，也鮮有無知狂躁的一概抹殺，而是根據自身的文化修養、生命體驗和價值取向，心態平穩地對中西方的宗教和科學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和思考。

　　下迨清末，西方與中國現實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已然開始動搖天朝上國的唯我獨尊的意識和優越感，以及中國本位文化的強大文化心理優勢。晚清知識分子因列強環伺又無力抗爭所造成的中西文化關系上的焦慮和緊迫，五四精英們經歷傳統制度并伴隨以支撐這一制度的文化權威全面崩潰而導致的心理的解體和紊亂，使文化論爭愈演愈烈，并與國事民生息息相關。從晚明到1949年以前，有關如何對待異域文化的論爭大體可以總括為四次，即明末清初的夷夏之爭，洋務運動時期和戊戌變法前后的中學與西學之爭，“五四”前后的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20世紀30年代的關于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的西化的論爭。[13]

　　當然，作一種截然區分是比較圖式化的，因為后一次論爭都可以看作是前一次的緊密延續，而論題的共通性使每次論爭中各種觀點互相滲透和重疊，因為無論接納或拒斥西學，論辯者都意圖從中西學說的比較中尋繹出固守己見或攻擊對方的理由，衍生出若干不同的思想趨向，互相影響，此消彼長，大抵有以下四種排列組合：一為“中體中用”說，[14]19世紀末清朝占統治地位的士大夫官僚的大多數持這一觀點;二為“中體西用”說，以張之洞及其《勸學篇》[15]為代表，目的在于獲取西方技術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時又確保中國文化的中心地位;[16]三為“西體西用”說，如陳序經及胡適等人倡導的“全盤西化”論;[17]四為“西體中用”說，20世紀30年代熊夢飛在《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中已有提出，[18]80年代哲學家李澤厚重新做出闡釋。[19]西學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個未理清的題域。簡單地說，我對上述諸種說法均不同意，而是堅持“中西互體互用”說。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動(拿來和輸出)的良性循環，人類的文化才會是多元生成的。

　　我承認：“中西體用”的說法也許應該揚棄，因為中西、體用并非截然二分。沿用這種說法，只是為了使問題化約化，不得已而姑且用之。我主張“中西互體互用”就是因為在運用了現象學的擱置與還原后，我發現“東西問題”承載了過多的人為賦予的因素，而真正的問題“古今問題”卻被忽略了。我們應該超越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體與用，進步與落后等二元對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態看待多元文化，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根本上講是古今問題，是在傳統、現代、后現代的序列中的“飄逝”與“涅槃”問題。

　　對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一些清醒理智的學者頗有洞見卓識。如陳寅恪認為六朝的道教和宋代的新儒家都是中國文化善于改造并消化外來思想(佛教)的史例，并且預測中國今后“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所昭示者也。”[20]湯用彤也冷靜地分析了“文化移植”的條件，并指出了“創造”的重要性，認為：“外來文化可以對于本地文化發生影響，但必須適應本地的文化環境。……天臺、華嚴二宗是中國自己的創造，故勢力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貨色，雖然有偉大的玄奘法師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長久。”[21]按照他們的觀點，外來文化思想必須自身改變到可以與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發生作用。

　　其實，文化交流不是一種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一種交流的多極性問題。只不過在現代性光譜中，“東方”已經喪失了立法和闡釋的權力。正如日本學者竹內好所說：“過去的東方既沒有理解歐洲的能力，也沒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東方并改變它的是處于歐洲的歐洲性。東方之所以成為東方就是因為它被包含到了歐洲之中，不僅歐洲只有處于歐洲中才能被實現，就連東方也只有處于歐洲中才能被實現”。[22]有學者想通過揭示兩種語言對譯中所遮蔽了的迂回輸出傳播背后的權力支配關系，但由于過多地采用后殖民主義中“理論旅行”的理論，使得原本相當復雜的跨語際實踐的“互譯性”，變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單向滲透和塑造的“單譯性”，[23]并有可能肯定了這些壓迫關系所依賴的價值標準存在的合理性。

　　進入現代時期，中國問題又與后殖民主義問題粘連在一起，使得“闡釋中國”變得相當艱難。美國史學家柯文認為：“想正確理解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必須不僅把此段歷史視為外部勢力的產物，而且也應視之為帝制時代最后數百年出現的內部演變的產物”。[25]西方人注意到中國的現代性其實已經形成內部地理上的差異，其“花架子中國”的說法表明東部的高速發展和西部的滯后，這種內在的差異將現代性中國撕裂，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上的內在殖民——文化殖民、語言殖民、心態殖民、金錢殖民。另外，就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差異性魅力而言，日本文化的大力輸出使得日本擋在了中國前面，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一個國家在加強經濟振興和生活富裕的同時，文化建設同樣關鍵。現在，中國面臨的是如何增強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問題，只有經濟和文化同時振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齊頭并進，才可能不斷輸出中國有價值的新思想。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歷經沖擊而不崩潰，仍然具有凝聚力，原因就在于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納吸放，自我創新，能容納并且融合古今中外各種東西。

　　中國在努力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同時，有必要在世界范圍內重新考慮自身的新文化格局。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2050年中國將趕上美國。他說：“中國新一代正不斷地學習英語，使用互聯網。他們對知識的饑渴，使他們不斷要學習新的知識。他們要趕上世界。為提高生產力，他們學習西方國家，學習美國的經營模式。20年后，我們將可看到一群截然不同的中國新生代。……美國得準備在2050年看到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大大提高的中國。到時世界就會產生變化。”“未來有賴于重要人物的正確決定。也就是說，有賴于中國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以及歐洲、美國、日本和亞洲如何看待中國。”[26]如果這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想象的話，那么中國文化輸出將使世界重新正確認識中國，而非誤讀中國的前提條件。[27]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富強，而且是生態文化學意義上的文化輸出和文化對話，從而有可能為世界提供更為重要的文化參照系。究極而言，東西方文化對話和平衡是人類從核大戰的噩夢中逃脫的惟一的通道。[28]新的世界大戰將導致人類毀滅而沒有任何贏家，這意味著只有通過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才能使人類得以和平生存下去。[29]這種和平而非冷戰的生存，其質量賴以彼此的理解和對差異的尊重。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質化”，也不是全球“一體化”，而是要讓人類將尊重差異作為精神生態信條，作為“人類性”的底色，讓東西方學會正確理解對方，讓東西方變成人類的集合體。如果說，前現代是一元中心主義的，現代成為了二元對立的文化(傳統對現代，先進對落后，保守對激進)，那么，后現代主義提出多元或一分為三，使人們變得更寬容，心態更平和。開放社會實際上擴大了人的內在空間，縮小了外在空間，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這種自由成為人的本質規定性——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毫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