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轉折是：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這無疑是國際文化未來的基本戰略格局，對此不可不察。正如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所揭示世界重大歷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內幕，批露全球化經濟運作的潛規則和陰暗面那樣，我們更應該嚴重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在我看來，科技制度的并軌化已經成為過去，它們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甚至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傳”，國家沖突需要“解”，當代思想戰略大師學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眾媒體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滿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費享樂主義者，卻少有能夠擔當“天下”的大氣象者，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癥，這種病癥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此時，中華文化該有何作為?中華文化對于世界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來西方發出的“東亞的挑戰”的憂慮恰恰證明了東方崛起對維護世界生態平衡的意義，對西方二元對立思維論的反省，使人們注意到東方思維的多層多元性，并對東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東西加以重新體認，以求能糾正西方中心話語霸權之狂。著名法國思想家德里達說：世界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中國對于世界未來至關重要。我理解德里達是在強調多元性、差異性的文化，反對英美語言文化霸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從理想主義國家的思維中走出，迅速接受了現實主義乃至實用主義的國家戰略思維，這是基于對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清醒判斷和把握基礎上的正確選擇。在制定許多國家戰略方面，中國政府也堅持現實主義的態度，迅速走出十年動亂的陰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從而使得中國GDP保持了二十多年來年均10%的增長，為中國作為大國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然而這種現實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在走到一定的階段后也會遭遇到瓶頸問題，比如國家的經濟指標能否成為衡量國家文化實力的標準，一個富國是否一定能成為文化強國?我們曾經對于這類問題有著太多想當然的理解。事實上，文化強大絕不是經濟強大后自然而然的副產品，文化戰略同經濟戰略一樣也是需要仔細摸索、推敲、制訂和踐行的。今天，當一個國家在經濟振興和富裕同時，文化建設反而變得空前關鍵。只有經濟和文化同時振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時并重，才能不斷增強民族文化凝聚力，創造有價值的新思想新體系，其大國形象才能春風化雨般地和諧服人。

　　中國文化歷經重大沖擊而仍具凝聚力，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納吸收自我創新，能容納古今中西各種有價值的精神文化遺產。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價值發掘出來，找到普世性國際性文化共識框架，重新鑄造經過現代性洗禮的中華新思想。“中國形象”的建立與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分不開。對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而言，當務之急是張揚人文理性，從文化拿來走向文化輸出，在文化競爭中獲得體系創新、流派創新、范疇創新，有效地提升大國的文化競爭力。

　　今天，中心話語同邊緣話語對話、少數民族同主體民族的對話、宗主國同殖民地的對話尤為必要。文明對話的差異性、語言之間的差異、文化間的差異導致的文化戰爭十分復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類如果忽視文化軟實力之間的對話互補，就將為文明沖突付出巨大的代價。

　　當今國際形勢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戰略，必須堅持東西互動的基本思路、中國立場的身份意識、和而不同的方法論原則。這個世界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圖一元而單維地發展，只能東西方共同開始文化價值與精神生態重建，糾正西化單維時間觀而強調價值論和境界觀，減少東西方文化誤讀和冷戰對抗，獲得人類的多元并存與和諧共生。